（观察者网讯）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4月15日，韩国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如期举行，此次投票率为66.2%，创下自1992年国会议员选举（71.9%）以来的最高纪录。

获得103个席位。

从分区议席来看，民主党获得163席，未来统合党获84席，正义党1席，无党派5席。从不分区议席（比例代表议席）来看，计票率为92.66%，未来韩国党得票率34.18%（19席），市民党33.21%（17席）、正义党9.54%（5席）、国民之党6.71%（3席）、开放民主党5.32%（3席）。

报道指出，在国会占据五分之三议席的共同民主党可以单独处理快速通道法案，使得新版的国会法《国会先进化法》无法发挥实际作用。这是1987年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后首次由单一政党占据国会五分之三议席，由此执政党可在除修宪之外的立法活动方面较大程度行使权限。

另据《新民周刊》2012年报道，当年5月2日，韩国国会批准通过了国会法修正案《国会先进化法》。韩国主流报纸将此法称之为《国会肢体冲突防止法》或者《国会防止打斗法》。该法案主要内容包括：限制国会议长以个人职权处理案件。除了自然灾害或国家发生紧急情况（如战争）外，不允许国会议长以职权提交法案。

韩联社16日指出，在新冠疫情下进行的此次选举中，共同民主党全面打出“克服国难”的口号，统合党则以“审判执政党”加以牵制。而根据选举结果，民心偏向执政党，本届政府进入执政中期后将迎来与前一届国会全然不同的政局。例如现政府主要立法课题之一的司法改革将获得更大动力。

与此相反，统合党除了在首尔江南地区和岭南地区等票仓之外，在多数选区遭遇惨败，统合党党首黄教安辞去职务。黄教安当日举行紧急记者会表示，自己对败选负责。预计统合党将转入由应急委员会看守的临时领导机制。报道认为，在两强格局的此次竞选中，除了正义党获得少数议席之外，第三政党的立足之地大幅缩小，“朝大野小”的第21届国会重返“两党体制”，立法版图再次生变。

韩国国会选举四年一度，将产生300个议员。选民同时投两票，分别投给支持的候选人和支持政党。舆论普遍认为，国会选举是对文在寅政府的“中期大考”，也对下届总统大选有风向标意义。

在韩国会选举之前，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达到了近17个月来的最高值——54.4%。

媒体及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的良好表现无疑给民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次国会选举实际上已经变成对文在寅政府抗疫表现的一次打分，文在寅的高支持率也有利于执政党的选情。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30日在青瓦台主持召开第三次紧急经济会议时表示，中央政府决定携手地方政府，向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收入在下游水平的七成家庭发放灾害补助，四口之家的补助标准为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800元）。

文在寅（青瓦台）

文在寅指出，全体国民饱受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痛苦，而且全民参与防疫，人人都有资格获得补偿。韩国政府尽快发放灾害补助金尤为重要，因此政府将尽早提交第二期补充预算案，并争取在4月内获得国会通过。

文在寅说，政府需要最大限度地确保财政预算，以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情况，为此政府将大刀阔斧地调整政府预算。

震惊韩国的“N号房”，最恐怖的究竟是什么？

500万人请愿，总统下令彻查。

3月25日，“N号房”主要运营者赵主彬被首尔警方押送检方，对着这名年仅25岁、韩国首个因性犯罪被公开示众的犯罪嫌疑人，不少围观群众怒喊：“判他法定最高刑罚！”

举世震惊的“N号房”，最恐怖的究竟是什么？

韩国“N号房”主犯赵主彬（图源：韩媒）

“房间”

简言之，“N号房”是社交软件Telegram上多个色情聊天室的代称。犯罪者在这些聊天室中有偿向成员提供受害女性的性剥削照片及视频。

据韩媒报道，当前已知受害女性有74人，其中未成年女性16人，年龄最小的仅11岁；与之相较，付费聊天室会员超过26万人（不排除重复加入各群组可能），据虚拟货币交易留痕，其中包括教授、艺人、体育明星、著名创业公司CEO等知名人士。

根据韩媒的调查，“N号房”最早由昵称为“godgod”的高中生在2018年6月创立，2019年2月，房间管理权限被移交给“Watchman”，最后才是“博士”赵主彬的“异军突起”。

运营者通过发钓鱼链接、假扮警方、发布有偿兼职等方式窃取女性个人私密资料，随后长期胁迫其提供性剥削照片、视频

；据《韩民族日报》卧底记者消息，运营者还会把女孩带到线下性侵，并同步向线上会员直播。

“N号房”被划分为多个等级，不同等级的房间内性犯罪程度不一，付费标准不同，“博士”赵主彬开设的房间最高需缴费150万韩元（约8500元人民币）才能进入；由于“产品”特殊，受害者甚至被分门别类，以满足不同“主题”。

在“N号房”卧底期间，韩媒记者平均每天潜入约30个房间，

所有房间单日均有数千名男性参与，在每个房间内，单日上传和分享视频最多可达1.5万条

；2019年初，有“端对端加密”“阅后即焚”功能的Telegram更是成为Google商店在韩国下载量增长最快的APP之一。

“（卧底记者）亲眼看到了在男厕所里裸体躺在地上的孩子们，她们似乎是按照指示亲自拍摄并发送视频，看了几个之后无法相信这是事实，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地狱般的噩梦。”

韩国媒体人解说“N号房”运营模式（图源：韩媒）

偷拍

“N号房”主犯赵主彬落网后，警方在其家中搜出1.3亿韩元现金，目前已被确认的赃款总额超过33亿韩元（约1900万元人民币）。

尽管赵主彬拍摄的视频是几代运营者中最残忍变态的，其身边人却从未对这位“在校成绩优异”的首尔某专科学校毕业生起过疑心，对他的印象是

“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的安静的孩子”。

而“N号房”高达26万的会员总数，以及视频二次传播后招致的更多观看者，更让韩国举国震动。有网友表示，“韩国总人口才5000多万人，基本等同于韩国女性每遇到100个男性，其中就有一个可能是‘N号房’会员。”

根据韩国警方的统计，2012年至2017年间韩国偷拍类犯罪共计3.4万宗，其中84.8%的受害者是女性；与“N号房”类似的“Soranet”偷拍网站，在韩国存续17年，会员数超过100万。

如今，“N号房”及其26万名观看者再度将持续多年的社会脓疮曝于人前。还有多少男性是可靠的？女性与性犯罪的距离到底有多近？韩国的下一代会否“真正生活在地狱中”？来自韩国女性的追问，近乎声嘶力竭。

“上当的肯定不止74人，而且未成年人只会比成年人更多”，一名因严重缺少生活费而被胁迫拍摄了40多段影像的受害人说道。

“‘N号房’事发后，公司HR找每位员工谈话，试图在公司内部排除有嫌疑人的可能，

周围的男性同事对此闭口不谈，仿佛心照不宣其中可能有参与者一般

。”一位在韩国工作的华人女性告诉岛妹。

首尔大学女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振羲认为，偷拍现象并未被韩国政府真正重视；一位中国观察者则表示，偷拍在韩国娱乐界或已形成某种“文化”——“综艺节目里经常出现搞笑类偷拍，是不是也在给人们灌输‘偷拍无所谓，只是为猎奇’的畸形观点？”

一位接受BBC采访的同类事件受害者坦言：

“我觉得所有的男人都看着我，好像我只是性对象。”

而对于更多韩国女性，“N号房”像是“打开厨房的灯，忽然发现有26万只蟑螂冲向你”。

与此同时，“N号房”涉事会员则不乏为自己的“理所当然”辩解者。这恰恰说明了日趋极端的性犯罪，正面临着怎样复杂的语境。

涉事会员在社交网络上自我辩解

土壤

“N号房”被爆出后，舆论界出现了很多反思：

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培植出了“N号房”？

Telegram等即时通讯软件以及匿名化的网络空间当然难辞其咎。针对性剥削的市场和需求在全世界都时有出现，而一旦转入更加隐秘的网络空间，这些变态内容的传播与观看就更加肆无忌惮。

一方面，当现实社会中人们需要顾及的道德律令在匿名世界中难以形成约束，

价值观决堤、跌破下限

就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另一方面，侵害以特定的形式发生，一定程度上又折射了其所处的

社会权力结构与文化环境

中的问题。

有受访对象将韩国根基颇深的等级制度和父权文化视作“N号房”的深层土壤：

“韩国历史上并未就父权性别制度作颠覆性革命，男尊女卑或者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有很大可能从前现代延续下来，最终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物质主义和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权力结构‘合流’。”

在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1982年（时间很现代）出生于首尔（地点也很现代）的女主人公从小到大的经历，就反映出了韩国女性在这一社会-文化土壤中的际遇：

家里最好的东西只给弟弟；上了中学，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入职公关公司，下班不得不忍受客户的黄色笑话和劝酒；31岁结婚，随即辞职成为全职母亲，被社会嘲笑为“妈虫”；

最终不堪重负，患上精神分裂症

......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部反映现实的影片，从筹备之始即陷入舆论漩涡，无论是阅读原著的女明星，抑或是参演电影的女演员，都成了众多韩国男性攻击的对象。

而在近年来的韩国，随着经济不稳、社会焦虑的加剧，以及废除户主制、出台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特别法等政策变动，“女性龙卷风”似乎形成了某种对性别权力结构的“威胁”，被一部分韩国男性视作“假想敌”。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虽然该国男性平均月薪仍是女性的1.7倍，但女性遭受

性暴力和约会暴力

的比率在过去几年大幅飙升。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后续

“博士”赵主彬被拘捕后，有人在韩国“青瓦台国民请愿”系统发起请愿，要求公开犯罪嫌疑人身份、公示26万名会员信息，

两项请愿现已得到逾500万韩国民众的支持。

3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向受害女性表示慰问，并下令彻查“N号房”事件，要求警方组建特别调查组，对26万名会员进行彻底调查；为防止二次伤害，政府也将争取在3周内为“N号房”受害者更换身份证号码。

截至3月24日，警方已逮捕包括主犯赵主彬在内的18人，并锁定了另外124名嫌疑人。但韩国《京乡新闻》援引韩国国会议员表苍园的分析称，

虽然赵主彬犯罪性质十分恶劣，但“按照现行韩国法律，其最多可能获刑10年”。

多位受访者向岛妹强调，在韩国现行法律中，针对网络性犯罪的刑罚很轻：

《青少年性保护法》第11条规定，持有未成年人性剥削材料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约11.5万元人民币）以下罚金；《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第14条规定，对于偷拍与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将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摄影时得到对方同意，只是擅自散布或出售摄影内容，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万韩元（约2.9万元人民币）罚金。

日前，韩国检方要求对昵称为“Watchman”的第二代运营者判处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再往前追溯，偷拍网站“Soranet”至今有主犯未被缉拿归案；十年前为商界名流、高层精英提供“性接待”的女星张紫妍案，前后经历4次“不了了之”。

尽管韩国政府称要就“N号房”事件制定“杜绝网络性犯罪的根本对策”，但别忘了，整整一年前的“胜利门”，虽然已“赌上检方和警方各自组织的命运”，

最终两位主犯不过被判了6年和5年有期徒刑，李胜利本人至今未获实质性判决。

“N号房”事件的调查结果会否有另一番命运？即便是在“一部电影就能改变社会”的韩国，这一问题也依然令人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