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哪家美国媒体对此有什么意见，可以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国外交部18日凌晨宣布对美方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行为采取反制措施。美国方面随即对中方举动提出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23次被问及有关问题。
他强调，中方采取的有关措施完全是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被迫进行的必要反制。造成当前的局面，起因和责任都不在中方。
中方宣布的对等措施共三项：要求“美国之音”等5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纽约时报》等3家媒体年底前记者签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4天内向外交部新闻司申报名单并于10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从事记者工作；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面，中方将对美国记者采取对等措施。
据路透社18日报道，就中方出台的措施，蓬佩奥当地时间17日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的记者会上称，中方采取的措施并非对等措施，他对“北京决定进一步阻碍国际新闻采访自由感到遗憾”，希望北京方面能够重新考虑。蓬佩奥声称，被美方列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媒体都属于中国的宣传机构，而中方反制措施中涉及的美国媒体，都是被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指责的媒体，显而易见，它们不是美国政府机构的一部分。
耿爽18日在回答“中方措施的‘对等’性体现在哪里”“中国挑选这些媒体的根据”等问题时说，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闻舆论方面也坚持走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中国媒体始终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新闻报道工作。中国媒体在美机构一向遵守美国法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在美正常地开展新闻报道工作。
美方不能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和好恶去评判他国媒体，更不能对中国媒体进行无理打压。美国政府不断为一些美国媒体的错误言行撑腰打气。按照美方有些人的逻辑，那这些媒体是不是听命于美国政府？他们和美国政府、美国利益集团之间是什么关系？
美媒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当地时间17日发布推文，宣称中方有关措施“剥夺中国人民和世界获取真实信息的权利”。NSC还要求中国将工作重点转向与各国一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讽刺的是，该机构一边打着“真实信息”的幌子，一边在提及新冠肺炎疫情时，恶意使用“武汉冠状病毒”污名化中国。而反制措施涉及的几家美国媒体也不约而同地将矛头对准所谓“新闻自由”，指责中国的举动不负责任。
耿爽18日表示，中国宪法对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有充分的保障。外国驻华记者应该知道在华报道到底有没有自由。他反问道，如果说外国媒体和外国记者在华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那么大家每天看到的外媒发表的大量关于中国多元化的报道是从哪儿来的？不是记者写的吗？你们难道不自由吗？
中国外交部此前多次强调，中方一直欢迎外国媒体全面、客观地报道中国，也一直按照国际惯例，依法依规为各国记者在华正常采访报道提供支持和便利。同时，中方坚决反对打着“言论自由”旗号恶意抹黑中国、侵犯中方尊严的行为。
由于中国外交部宣布，除中国大陆外，《纽约时报》等3家美国媒体记者也不能在香港特区从事记者工作，香港外国记者会（FCC）18日称，基本法允许香港入境事务处有权独立发放所有在港外国人的工作签证，“如果有变化，就说明‘一国两制’被蚕食”，要求香港特区政府确保外国记者能够继续在香港工作。
针对FCC就中方针对美方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行为采取反制措施说三道四，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18日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说，外交部宣布的有关措施，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FCC应该向美国政府表达不满，并要求美国政府改弦更张，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和无理限制，而不是颠倒是非，对中方无端批评指责。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方针对美方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行为采取反制措施，是中央政府依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享有的外交事权，合法合理合情。所谓“中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的指责荒唐透顶。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滥用新闻自由，干涉中国内政、干预香港事务。
延伸阅读：美国变相驱逐中国媒体人并不是什么“对等报复”
据媒体报道，3月2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将中国新华社、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驻美机构中国籍雇员人数从160人减少至100人，减幅高达40%。尽管这一限令生效日为3月13日，但上述中国媒体需在3月6日前向美方通报去留。尽管美方不会强制遣返在裁减名额内的中国媒体人，但不会再发放记者签证，这意味着上述中方媒体人将不得不在签证期满前自动离境。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2019财年美方共向中国公民发放了425个记者签证，包括公营和非公营媒体在内，即便按照这个基数计算，60人的减幅也已相当令人怵目惊心。
美国国务院所宣称的借口，是中国“长期以来监控干扰、骚扰美国媒体在华工作自由”，声称此举系“为建立早就该有的公平环境”，并声称“对媒体不对人”“只限制相关媒体人并不限制这些媒体在美采访活动”；而一些口径则认为，这是对中国2月19日驱逐美国《华尔街日报》3名记者所作的报复。
然而真是如此么？
《华尔街日报》2月3日刊发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米德所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一文，引发中方普遍愤慨，就此《华尔街日报》至今三缄其口，并未真正承担起应付的责任。对于这一事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并未“一碗水端平”，而是一味指责中国，这本身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自2月3日至今，上述五家中国传媒也并未发表诸如“美国是真正的‘北美病夫’”之类“标题党”式文章，所谓“对等报复”从何说起？
至于针对“中国长期以来对美国媒体在华工作自由的干涉”，那么我们不妨再算一笔账。
早在1983年，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就不断造势，要求中国在美官方媒体进行所谓“外国代理人注册备案”（FARA）；2018年1月16日，参议员卢比奥和莱希等5人联名致信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勒令中国所有官媒“必须在首页或ABOUT US明确注明自己代表哪一个外国机构的利益，在推特、facebook等社交平台、网上论坛和博客上也要作同样的醒目标注，以便美国公众迅速识别其言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同年2月，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和众议员迈克.约翰逊拿出一份针对FARA的修改草案，内容包括“原本适用Lobbying Disclosure Act;可以豁免FARA注册的例外条款废除；授权司法部可以强制要求外国代理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证词；责成司法部制订强化执行FARA的全面方案；责成司法部监察长（DOJ IG）和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就司法部是否切实有效执行FARA提交新的专门报告”，这项修改草案被普遍认为“意在针对中国”；上个月，美国国务院宣称上述5家中国传媒“并非独立新闻机构”，是“为特定政府和党派利益服务的”……很显然，此次针对中国5家传媒媒体人变相驱逐的行为，是早有预谋、早有铺垫的，美方利用被本国人普遍认为只是“口袋法”的FARA，多年来一直在按部就班地收紧、削弱中国媒体和媒体人在美采访的自由和范围，且正如多家国际传媒所指出，如此规模的、针对外国媒体的人员限制，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
道理是明摆着的：美方长期以来有步骤、有预谋、有针对地限制中国媒体、媒体人在美正当业务活动，只是其最新、迄今最强硬的一步。然而正如《伊索寓言》中寒风用寒冷逼迫路人脱下衣服只能收获徒劳一般，用这种变本加厉限制他国媒体人采访权利的手段“争取采访自由”，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上述五家官媒中有在美机构雇员都是美国籍的，且其中绝大多数雇员是普通工作人员，从事的是常规技术性、业务性工作。美国国务院此前曾抱怨，3名被中方驱逐的《华尔街日报》雇员中，有两名美国雇员“未参与相关媒体文章编辑”，表示“不能接受”，那么，对如此多“不相干者”的“大开杀戒”，就可以理直气壮、可以被接受了么？既然宣称“对媒体不对人”，又何以要强调“这些媒体在美采访不受限制”，这究竟是要“对媒体”还是“对人”，或干脆自己也弄不明白要对什么？
上述驻美中国媒体的主要受众，是渴望了解国外信息的中国人；驻美媒体人的工作，是竭力为中国人收集、采访更多美国一手信息，以便令他们更直观、全面、客观地理解美国社会，不论从任何立场、角度去看待，这都是对双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驱逐中国媒体人，对中国媒体在美正常业务工作横加限制，只能令中国受众所能看到、听到的美国信息更“失真”，这究竟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有利？
相信中美两国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和期待更多的信息自由，希望和期待更专业、更生动直观、更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媒体报道，但这取决于双方有关部门能否相向而行，多做“加法”，少做“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