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署名记者为里克· 格莱斯顿（Rick Gladstone）的文章--《新冠肺炎爆发，对华歧视老调重弹》（Coronavirus Outbreak Risks Reviving Stigma for China），认为中国不该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疾病背黑锅。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并且，为了淡化文章标题的冲击力，纽约时报中文网特意把标题弱化成《SARS、禽流感、新冠病毒：为何很多流行病暴发在中国？》
文章中，格莱斯顿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沙皇”彼得·内瓦罗（Peter Navarro）称中国是“疾病孵化器”（disease incubator），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
彼得·内瓦罗，白宫贸易顾问，曾污蔑中国是“疾病孵化器”
内瓦罗说出这句话时，新冠肺炎尚未爆发。但是，无论怎样，这些指责实在是彻头彻尾的偏见。
文章中说道，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一些传染病，例如SARS，禽流感，有些确实源于中国，但是也有一些看似起源于中国，但实际上来自其他地区。
因为流行性疾病本身并不偏好特定的地域。
他写道，已有的固定成见更是给这种空穴来风的说法添了一把火。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要知道，一些流行性疾病在发展中国家广为肆虐，中国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它们。
然而，防控人畜共患病对中国来说仍旧是巨大的挑战。
中国政府不断强化其在疾病检测和监测方面的能力，在降低甚至消除疾病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努力，在控制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传播范围方面卓有成效。
2月9日，武汉市江岸区花桥街道志愿者在对街区进行消杀作业。（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格莱斯顿采访了著名智库美国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流行病学家詹妮弗·黄·布依（Jennifer Huang Bouey）博士，并请她回答了五个问题。布依博士认为，
中国在传染病研究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的领导者。
美国多数流感疫苗诞生于中国开展的研究。
问：哪些传染病被认为是起源于中国？
答：两个二十世纪破坏力最大的流感发源于中国，1957年的亚洲流感（甲2(H2N2)亚型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这两次流感造成了全球300万人死亡。
2003年，中国爆发了“非典”，主要范围在中国大陆，造成774人死亡。病毒溯源至中国南方野味市场上的果子狸。（注：有观点称，果子狸仅为中间宿主）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非洲猪瘟给中国的生猪养殖业带来巨大冲击，虽然猪瘟并非源自中国，但是由于监管不善，大量的生猪被宰杀，给产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目前普遍认为武汉的海鲜市场是起源地，但也可能来源于蝙蝠。
问：为什么中国是人畜共患性疾病的重灾区？
答：中国有14亿人口，而且城乡居民来往密切。世界人口前50的城市有14个在中国。城市居民餐桌上有大量新鲜肉类，大多是在外围的屠宰厂新鲜宰杀，然后快速物流过来。
斯泰森大学疾病生物学家、生物学教授肖恩·贝克曼说：“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迅速，人和动物在有限的空间里共同生存，这给病毒跨物种传播提供了很多机会。”
问：中国是人畜共患性疾病的唯一来源地吗？
答：肯定不是。
例如，埃博拉病毒，曾在中部非洲和西部非洲肆虐，得名于病毒发现地——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埃博拉河。可能经由果蝠传播。
马尔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相似，同样会引发出血性发热，也被溯源到了果蝠身上。该病毒因为在1967年被德国马尔堡的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首先发现而得名。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导致17000个人死亡，病毒被追溯到墨西哥中部的一家养猪场。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又称MERS病毒，源自沙特阿拉伯的骆驼和蝙蝠。该病毒和SARS近似，致病25000人，致死至少858人。该病毒2012年出现，传播至27个国家。
问：有些媒体的夸大其词是不是仅仅针对中国？
答：中国政府是这样认为的。中国政府称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出旅行禁令、开始撤侨等举动是对这次新冠肺炎的过度反应。中国政府也严正谴责了一些因疫情而爆发的反华事件。
“我不愿意看到这些反华论调，”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在上周举行的一次发布会上说，“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
事实上，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因为疾病而被污名化。19世纪，一大波亚洲移民涌入美国。美国人称他们为“黄祸”，会“威胁”美国公共卫生。如今这种论调依时不时会出现一次。一月底，一家法国报纸在封面上用了“黄色警惕”来描述“中国新冠肺炎”。不过，该报之后又对此致歉。
还有一些人试图抹黑中国，让中国为所有最严重的疾病背锅。一些历史学家称，中国可能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罪魁祸首。西班牙流感是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全球性流感。它的命名本身就不恰当，仅因为西班牙媒体率先对这一流感进行报道，就称它为西班牙流感。
事实上，西班牙流感的源头到底何在至今尚未有定论。有说法认为，该流感可能源于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事训练基地。
问：为什么中国政府刚开始时对此次疾病的危害轻描淡写？
答：中国政府向来都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重中之重。有时，为了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政府有必要限制信息传播。当然，批评家们会说，公众有知情权。
格莱斯顿最后援引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的看法。他总结道，在中国，每当大事发生，有些地方政府会倾向于掩盖、不作为，最终导致中央政府进行全面干预，采取严苛措施，防控更大的风险。“这已经成为惯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