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身份需要依托疆土、语言和共同记忆等要素才得以维系。丧失故土之后，共同记忆成为巴勒斯坦“共同体”想象和情感的主要来源。难以实现的独立建国梦想，分崩离析的难民社区，时刻遭受剥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苦难艰辛的难民生活，以及难以排遣的“乡愁”，都驱使巴勒斯坦人建立一种基于“Nakba”记忆的集体身份认同。面对以色列强权占领和“除名毁忆”，“Nakba”记忆日益成为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实施文化抵抗和维权的武器。

在难民营，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用各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实践“Nakba”记忆，以不忘失去的故土。他们在难民营往往以旧村庄单位聚居，维护旧有的社会关系和传统习俗，甚至选择村庄内部通婚。他们以在旧村庄时熟悉的名称命名难民营、街道、孩童、学校和企业。他们保存着旧的房契、地契、身份证明、信件、旧宅钥匙、旧巴勒斯坦地图等象征故土家园的物品。2000年，以色列《国土报》记者阿里·沙维特采访流亡美国的著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爱德华·W.萨义德时，就发现后者办公室里摆着一副镀金的巴勒斯坦完整地图。伴随着老一代难民的老去，这些物品的代际移交也往往成为一种延续记忆的庄严仪式。难民社区还积极建立旧邻里协会或俱乐部，以提升年轻一代的记忆。

难民知识分子也以书写和展现民族创伤和流亡生活体验为主要的文艺和历史创作题材。“Nakba”记忆在巴勒斯坦人的艺术活动中尤其被置于中心位置。萨义德的著述大多数以巴勒斯坦问题为题材，以深邃犀利的言辞批判着西方殖民主义带给中东的灾难和西方知识界的“东方主义”偏见，积极倡导以文化和记忆来抵抗占领和遗忘。著名巴勒斯坦民族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的诗作，如脍炙人口的《最后的天空之后》等，大多寄思记忆中的故土家园，抒发巴勒斯坦人的丧家离乡之痛。这些知识分子的创作，倾吐着巴勒斯坦人的哀思和愤懑，支持着他们抵抗压迫和占领的信念和激情。

巴勒斯坦国家档案体系的缺乏，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文献档案的控制、劫夺、破坏，使得聚焦精英视角的自上而下的巴勒斯坦历史缺乏坚实的档案文献基础，驱使20世纪末巴勒斯坦人以口述史为主要方式重建难民历史，并解决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不平衡局面。体现非精英视角的自下而上的巴勒斯坦历史兴起，成为“Nakba”记忆建构中的重要史学形式。相关研究机构收集、整理、传播的难民访谈记录，见诸媒体的个人回忆，都借助现代化媒体将许多难民个体和家庭的鲜活经历，以一种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

鉴于集体记忆在民族身份建构和政治动员中的重要性，1998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每年的5月15日设为官方的“Nakba”纪念日。在年度“Nakba”纪念活动中，巴勒斯坦领导人发表演说，民众开展大规模游行，孩子们举着写有被毁村镇名称的标语牌或巨大的钥匙参加游行，以及举办主题艺术展等。1998年“Nakba”纪念活动的重要仪式还包括老一辈难民向新一代移交象征家园的旧屋钥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还通过教育系统来强化“Nakba”记忆，如在教科书和教师指导用书中以大量篇幅提供充实的内容。此外，民族权力机构还积极推动关于战前巴勒斯坦社区的学术研究，资料收集、整理和传播，以及旧社区居民的团聚活动。

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也积极参与塑造“Nakba”记忆，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尤其活跃。1991年成立的“阿克萨圣地保护协会”长期致力于寻找和维护老清真寺和旧墓地，游说以色列政府重新开放旧清真寺的祈祷。1995年成立的“以色列国内难民维权协会”则积极组织相关论坛、出版简报、组织青少年夏令营和“回乡寻根游”等方式，以驳斥以色列官方的历史叙事，维护巴勒斯坦人对故土的记忆和情感纽带。1998年开始，该协会还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组织一年一度的“回归大游行”。

巴勒斯坦人塑造“Nakba”记忆的努力，在以色列社会内部也获得部分回应。忠于历史、“直面历史”的呼声，在部分以色列犹太人中也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2012年，特拉维夫大学的学生曾在校园举行“Nakba”纪念活动。非政府组织Zochrot也获得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自2002年开始，该组织积极推动以色列社会提升关于“Nakba”的了解、认知和记忆，从而为难民回归权探索新方案。2014年，该组织开发出一款名为iNakaba的APP，其中包含了旧地图和地名、历史和逃离难民的证词等内容。

记忆不灭，抗争不止。巴以之间的围绕现实问题的纷争，与尖锐复杂的“历史战”交错混杂，相互助推。以色列将大屠杀记忆作为塑造国民身份认同和政治动员的强大武器。巴勒斯坦同样将自身的创伤记忆，即“Nakba”记忆，作为集体身份认同的主要动力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这一记忆产生的强大集体情感，对和平进程构成了严重政治制约。建基于“Nakba”记忆之上的难民回归权，尤其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难以回避的议题。特朗普政府无视难民回归权而推出的“世纪方案”，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