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超级对撞机是一场“大忽悠”，也不能就此阴谋论地说这是美国的“战略忽悠”，像丁肇中等高能物理学家，也一直在以暗物质等令人兴奋的幌子，“忽悠”美国国会更多的经费。

过去几十年，中国也开始了在高能物理学领域的投入。

上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支持下，中国就建造了正负电子对撞机。

丁肇中领导的AMS计划，集中了全世界一大批科学家，中国也参与其中。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太空中使用粒子物理精密探测仪器和技术的实验。

由中方主导，2006年立项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则是中国基础科学领域目前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2016年，首席科学家王贻芳还获得了由扎克伯格、马云等富豪设立的“基础物理学突破奖”。作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也是中国新对撞机计划的支持者。

王贻芳此前曾为中国建下一代对撞机算了一笔账：“预计经费占国家GDP的比例，比三十年前中国政府决定建设高能所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占当时国内GDP的比例还低。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很有理由建造世界最大的加速器。”

他还认为：“日内瓦的欧洲核子中心，自从它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加速器后，欧洲就代替美国成为了世界高能物理的中心。这是美国结束了得克萨斯州的超级超导加速器的后果，是美国的悲哀。”

不过，这仅仅是高能物理界的一个超级玩具。无论从商用民用价值还是带动产业升级的角度，做粒子物理实验用的加速器，都不能满足。中国是否需要，什么时候需要这样一个超级玩具，则是国家领导人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在人类征服自然的无数梦想中，控制高能量可能是目前为止最疯狂、最大胆的一个。在不少科幻小说的情节中，LHC的某次实验意外，会导致世界末日、宇宙发生某种异常等无法预料的场景。刚刚过去的20世纪，核爆炸的记忆则成了无数人的梦魇，也是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那一代物理学家们毕生无法回避的话题。

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诞生100周年。高能物理学的未来，很可能就要取决于中国的这个慎重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