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该报仍然尚未就中方提出的公开正式道歉和调查处理责任人的要求作出回应。
不久前，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文章，借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对华进行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攻击，引发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耿爽先后对该文表示强烈不满，指出这篇文章的作者、美国保守派外交学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应该为自己的言论、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并称中方已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该报公开正式道歉。
《环球时报》记者17日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在接到中方的严正交涉后，《华尔街日报》有关负责人上周致信中国有关部门，但仍强行辩解和搪塞称该报新闻部与评论部相互独立，新闻采访和评论版面互不影响。截至目前，该报仍然尚未就中方提出的公开正式道歉和调查处理责任人的要求作出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0日表示，针对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周发表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文章，中方已向《华尔街日报》社提出严正交涉。中方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但迄今《华尔街日报》仍在敷衍、搪塞。
耿爽表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该文章加上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中方敦促《华尔街日报》正视中方关切，严肃回应中方的要求。中方保留对该报进一步采取措施的权利。”
该文章也引起美国主流媒体和网友的批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网站8日发文称，《华尔街日报》因为发表贬损中国人的文章遭到批评，“亚洲病夫”在历史上一直被用做描述中国人疾病缠身和不洁。“社交媒体用户猛烈抨击了该文章，因为它重现了一种过时的刻板印象，而对一种严重疾病的暴发轻描淡写。”报道称，该文章的作者米德在推特上分享了他的文章，遭到了数百次批判性回应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批评。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社会学家、副教授安东尼·奥坎波说，该文章标题以一种“非人性化的方式”来描述疫情。他说，目前大约有400万华人居住在美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移民。该文章对与中国有个人和情感联系的人的感受漠不关心。“很多人死了，突然死了”，奥坎波说，“无数人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因此，我对这个文章的最初反应是，他们对人性的关怀在哪里？”
在《华尔街日报》的该报道页面下，已有超过300条评论。一位名为Nick Fountain的订阅用户说，难以想象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这样的文章，该报的编辑标准如此之低，“极度令人失望、羞耻，希望编辑部有人站出来改正这个错误，弥补损失”。
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部一则关于中国的评论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的争议。
因为此文除了在借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唱衰”中国的经济前景，还用了一个就连该报的一些员工都难以置信的恶毒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了”。
如上图所示，这篇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网站上的评论文章，确实在其大标题中使用了“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了”这个让人震惊的标题。
尽管这篇由美国的保守派外交学者Walter Russell Mead撰写的评论文章，本身是在用极度傲慢和无知的口吻，借新冠病毒的疫情“唱衰”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前景，但《华尔街日报》给这篇文章配上的“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标题，其恶劣程度却已经超过了文章本身——而且这篇文章的正文部分也并没有出现标题中这般极具侮辱性的文字。
根据耿直哥了解，就连《华尔街日报》内部的一些员工，也对于他们报纸评论部的编辑会给文章配这么一个标题感到难以置信。
而在境外的社交平台推特上，《华尔街日报》的官方账号以及这篇文章的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的个人账号，目前也都遭到了来自众多华人网民的谴责，并要求该报道歉。
就连一些非华人的外国网民，也都认为这个标题极度不妥。
然而，截至目前，《华尔街日报》并没有就此事给出任何回应。这个侮辱中国是“亚洲病夫”的标题，仍然挂在其官网网站和社交账号上。
就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称：“这位叫作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你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
世卫组织把武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突发卫生事件（PHEIC），这只靴子算是落地了，但余音未了。
这几天来，众多自媒体与经济界人士在给这件事的影响做着解释，看一看标题就能明白他们的担忧：
“被界定为疫区国，或将远超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对中国经济而言，冠状病毒可能比非典更为严重”
“我的公司只能再撑两个月”，“快救救疫情下的中小企业”
口气最严重的一个说：中国经济将倒退二十年。
问题真的如此严重吗，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几何？
1、中国经济将倒退二十年？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张燕生：
这怎么可能。疫情最多最多影响就在上半年，下半年就可以恢复。
世卫组织此前5次宣布这种国际紧急状况，包括2019年非洲刚果(金)的埃博拉病毒、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2014年脊灰野病毒、2009年的美国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到此次的中国武汉非典型性肺炎，我个人认为，中国是这6个案例里的特例。
原因非常简单，中国经济会恢复得比前面5个都快。
到今天下午3点，全国确诊病例是9742个，湖北确诊5806个，接近全国的60%，昨天一天，湖北增加了1200多个病例，说明湖北新增病例仍处于高发阶段。从31日往前倒推14天，基本是在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称新型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这个时间点前后，在这之后，大规模的控制手段持续上马，所以我们可以把最近几天新增病例看作一个峰值。
从这个角度上讲，不能拿情况最坏的峰值时的数据来衡量整个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疫情的分布非常分散。除湖北外，有13个省份确诊人数在百人以上。确诊人数排第二的浙江只有湖北的不到1/10，总病例数的不到1/20。537个病例，分散在浙江10.55万平方千米的面积，5737万的人口当中，落实到每一个地方的感染人数有限。
前期武汉的一些工作的确需要反思，但社会层面没必要因此而大规模的恐慌。如果我们针对疫情的特点，精准施策，按照常识办事，按照规律办事，按照逻辑办事，疫情是可控的，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可控的。
人大重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
世卫组织的决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作为一个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它只是提出专业的意见，最终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还是由各个主权国家来决定。
一些国家可能会以此为依据，让旅游、航班往来受限。但货物往来涉及到的贸易和投资不会因此而完全停止，只能说受到阻滞，会放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结合世界卫生组织以往宣布的几次案例，会发现它这个决定是动态的、可以撤销的，3个月后会重新评估，所以只要我们疫情防护工作做得好，是完全有机会解除PHEIC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2003年“非典”时期，大家也认为经济运行情况可能很糟，结果比大家预想得要好得多，疫情很快就过去了。
当然现在的形势与2003年有很大不同，当时刚刚走出通缩，经济在往过热的方向走，外部环境也比现在要好。
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刘戈：
如果跟2003年相比，我认为此次影响可能要更大。
中国经济的体量和结构已经大不一样。那时候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较低，工业占的比重大，通过工厂加班加点，很快就能恢复。但服务业恢复起来就没那么容易，毕竟疫情过后人也不可能每天吃5顿饭。
现在人们的防护意识也比以前强烈，社会对疫情有过激反应，这也会加大对经济的影响。
至于影响有多大，要看疫情延续的时间。包括对生产链条以及对出口企业订单的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
形象地说，2003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在爬坡，挺过困难期，到了当年三四季度强劲反弹。现在的中国经济处于从高速向中高速的转换区间，往下走的时候，是怕有人推你一下的。
但中国经济也不会“一朝回到解放前”，因为实力已非2003年可比。只要全国一盘棋，齐心协力，每个人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尽快恢复交通、物流、消费，灾难一定会过去的。这不是口号，是实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疫情持续的越长对经济的伤害越大。
我算了一下，如果未来20天疫情能够控制住，对国民经济的短期伤害将不到GDP的0.4%，未来300天有望把负面影响摊销。
现在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和消费层面对疫情反映过度，就如同2003年时，有人一次囤了80年都吃不完的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
还有各地方在疫情面前急于表现自己的因素。
2、会不会出现规模性失业和倒闭？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失业和倒闭是正在发生的事，要尽快解决。
这就好像，别人打了我一拳，脸有了一块淤青，不能让淤青伤害到视力，要尽快处理一下，重新上场参与战斗。
从宏观上来讲，失业和倒闭都不会成“潮”。
2003年的时候，还没有数字经济这个概念。过去10年，数字经济劳动就业弹性比传统车间制造经济高得多。10年前，我国经济每增长1%提供的就业岗位是90万个，现在每增长1%提供的就业岗位是130-150万个。
大家这两天自隔离在家不出门，是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在给大家供应物资，快递类经济拉动了线上经济的成长，创造的就业岗位比制造经济还要大。
但是要小心，一些传统制造业经济和线下实体店，在长期的结构性调整和短期疫情的夹击下，有可能就此关门。比如因为超大型城市“封城”，原先在商场里卖服装鞋帽日用品的，以往已经被线上经济步步相逼，这次就有可能挺不过去；还有钢铁、冶金、汽车零部件等的过剩产能，可能因为运输和汽车销售下降而遭遇困难；还有需要在户外、广场、CBD等聚集性场所运营的门店，也可能出现倒闭和失业现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
挑战在上半年，南方的工厂可能招不到工人，因为工人出不去。而北方有些地方可能开不了工，因为没有市场。民众抢购蔬菜水果米面，不急需的都不买了，其他消费会被推迟。
这一波影响，小微企业首当其冲。
3、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政策应该是非常明确的，要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宽松政策和利率，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刺激有效需求，而是使供给得到支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
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消费拉动经济，但我们一定要恢复消费。前提是交通正常化，第一步是恢复，第二步是正常，第三步是刺激消费。
要注意为企业减税降费，企业生产利润上升，就可以增加工资。但税费降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保证也是个问题。
有的工厂即便倒闭，也不一定意味着工人失业，可以当地就业，就地转岗，这也是一种拉动经济。
我主张回乡工人在政府的帮助下就地倡导就业，鼓励自我创业，在当地解决就业问题，壮大区域化经济。
注意恢复与国际的合作，国际需要中国商品，中国也需要国际市场。
最重要的是，
不要恐慌，不要自己吓自己。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在疫情中面临困难的企业，政府一定要帮助他们软性着陆，不能见死不救。
比如超大型城市“封城”，有的企业租在1000平米的店面，一个月租金30万元人民币，政府可以帮助这些企业与房东协调，企业少交一些，房东多让一些，分阶段渡过难关，不能出现房东把租户锅碗瓢盆一下扔到大街上的情况。
建立一个因疫情发生对实体经济造成倒逼和失业现象的政策再保险制度。
给予确有困难的企业救助，为失业员工提供再就业培训，鼓励他们到中介类机构而不是大学中的官僚型机构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在疫情期间找到线上经济的方向。（补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