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在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多家西方媒体出现恶性辱华内容。

丹麦《日德兰邮报》和比利时《标准报》网站发布恶意篡改五星红旗的漫画，将黄色五角星改成病毒形状或生化防疫标识；

德国《明镜》周刊以“病毒中国制造”的标题作为封面；

“美国之音”网站和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分别以“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来称谓新冠病毒，并妄称中国疫情“已经失控”。

这些辱华报道表明西方一些国家数百年来的种族主义和“惧华”“排华”恶流迄今阴魂不散，并且在当今全球东西方地位和发展态势呈现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更趋张扬和猛烈，对人类的文明、良知以及和谐发展都危害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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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种族主义和抹黑色彩浓重的辱华内容背后，是西方国家自视其文明、制度甚至是人种、肤色“高人一等”的扭曲心态在作祟。

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凭借由此带来的技术优势，逐渐获得比非西方世界更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紧接着，西方国家将这种对世界的支配，解析为其制度、文明乃至人种具有“优越性”，并为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的侵略和掠夺寻找借口和心理安慰。

这种心态和思维也潜移默化地广泛影响着西方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

无论一些西方学者在“文明冲突”理论基础上对非西方文明的警惕甚至无端批评，还是美国国务院前高官斯金纳提出中国是美国第一次遇到“来自非白人的挑战”，乃至欧洲一些政治人物对于“亚洲国家崛起和美国注意力向亚太转移使欧洲不再处于全球事务中心位置”的担忧，相关论述和表态的背后，都或多或少有着“西方优越论”和“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影响。

事实上，这也是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带着歧视甚至敌视眼光看待中国以及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思想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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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后最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伴随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是西方世界的相对低迷和衰落。

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部分中下层民众由于制造业外迁和资本全球流动，成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乃至新自由主义泛滥中的受害者，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安全感以及中产阶层的传统优越感不断下降。

在近年来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蛊惑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自身境遇恶化归咎于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类似“白人优越论”和“黄祸论”这样的糟粕受到越来越多迷信，并与其“Loser心态”相互作用不断发酵。

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部分媒体、记者和政客，为了博取眼球、流量以及政治资源，抛弃基本道德良知、人文关怀和价值底线，无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抗击疫情所做的巨大努力，故意将病毒贴上“中国标签”，抹黑中国的口吻和手法可谓恶毒。

同时，这也使“应对病毒无国界”“应对疫病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须全世界共同合作”等它们曾经标榜的的普世情怀成为奢谈。

当前，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仇华论调正如病毒般在西方社会蔓延，毒化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与观感。

部分人群“谈华色变”，也助长着种族主义歧视和霸凌。英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不同程度出现了对华人和乃至亚裔群体的霸凌、侮辱甚至暴力攻击事件，这无疑会影响中国与这些国家双边交流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这些现象背后，与部分西方媒体的带节奏、博眼球不无关联。

事实上，西方媒体以其自封的“言论自由”为这些恶劣言行进行辩解根本无法成立，正如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也非胡言乱语，肆意践踏人类基本价值理念、对其他国家和文明起码的尊重和媒体从业者道德底线。

正如欧美国家普遍将歧视特定种族和宗教的言论视作过街老鼠，德国与欧洲对涉纳粹言论进行全社会反对和封杀，但却对一些媒体当下显而易见的辱华内容视之如常。

这只能反映西方的政治正确和价值理念上存在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失明，其自封的人权、价值光环的虚伪性更充分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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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同时，西方种族主义优越心态以及拒绝正视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傲慢，已经让其付出巨大代价。

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泥潭，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以自身意志改造非西方世界的意愿；

2014年法国《查理周刊》遭遇恐袭的事件背后，与该刊曾长期丑化和妖魔化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群体不无关联；

2011年挪威的枪击和爆炸事件及2019年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清真寺枪击事件，标志着“白人至上”的极端思想逐步演变成恐怖主义威胁的来源之一；

欧洲国家本土居民与穆斯林背景移民、美国白人与少数族裔关系恶化，导致社会不断撕裂分化，融合与共识文化日渐衰败，随之而来的族群仇视、暴力事件乃至恐怖袭击严重损害人权状况和社会安全感。

在全人类面临越来越多共同的非传统挑战的今天，西方的种族主义和排华思想不仅无法解决其自身问题，反而会让它在南辕北辙的路上越走越远。部分媒体和政客不负责任的做法，最终也势必将使其品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