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中美两强与其他诸强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没有改变。即使从经济本身看，201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2.4%，总量达18.13万亿美元，确实靓丽抢眼，但中国增速6.9%既在预期之内，也仍成就非凡。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人民币，与美国的差距仍在缩小。更重要的是，世界上经济总量超10万亿美元的国家不再只是美国一家。根据IMF预计，2015年日、德、英、法四国GDP之和为12.77万亿美元，而中美之和则已高达近29万亿美元，两者相差超过16万亿美元，而2009年这一差距则大约仅为6万亿美元。

这两个基本趋势意味着，中美实力拉近的大趋势不因一时一事而改变，也由此，中美两强战略竞争性愈益加强、战略博弈的全面性更加突出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对这一现实，既没必要有意回避，也无需刻意渲染，关键在于如何面对。中国提出愿同美方探讨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基于对上述两大趋势的总体判断，以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危机意识和主动塑造、建设性合作的积极姿态，从历史视野和战略高度去谋划中美关系的未来。美国一些战略界人士往往从权宜论、阴谋论、谋略论的狭隘角度去看待这一努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其谓也。

美国别犯第三次战略错误

当前需要美国人把握事态、摆正心态、端正姿态，否则可能错失良机，阴差阳错地犯第三次战略错误。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犯过两次大的战略错误。第一次是错误地将苏联的解体视作“美国战胜苏联”的结果，而忽视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进而冷战后美国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胜利者姿态对待俄罗斯：一面开出“休克疗法”错方，各种对俄援助口惠实不至，令俄罗斯经济陷入凋敝；一面继续穷追猛打，加速北约东扩，将俄逼入墙角，使俄罗斯安全上感到威胁。更严重的是，美国政界学界普遍蔑视俄罗斯，对普京的一举一动要么嗤之以鼻，要么反应过度，缺乏对俄罗斯内外行为及其动因的深刻理解和起码尊重。如今，美俄非但没能实现和解，反而重新走向对抗，甚至有滑向“新冷战”的风险。由于这种状况，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复杂难解，倒霉的是欧洲、中东乃至全世界，最终将殃及美国自身。

美国犯的第二次战略错误是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小布什政府错误地将各国对其反恐的支持理解为支持美国为所欲为，因而将反恐的清单越拉越长，“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庇护国—邪恶轴心—暴政前哨”，将反恐战争当作清除异己的工具，滥用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结果，萨达姆政权终被推翻，而伊拉克状况更加恶劣。受此拖累，中东局势每况愈下，甚至陷入目前僵局无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