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会议与侵华战争

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日本先后发动了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战争的胜利，为日本政府继续推行对外扩张战略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在日本侵华战争史上，田中义一是一个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正是他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以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名义在东京主持召开了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

作为日本政府策划侵略扩张计划的核心人物之一，田中义一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在一篇题为《随感杂录》的文章中主张，日本的军事战略应服从于国家战略，“使日本摆脱岛国境遇，成为大陆国家，以充分伸张国势”。他提出，要在维护日英同盟的基础上，以俄国和中国为第一、第二假想敌国来制定军事战略。他的理论是，俄国和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必然会对日本报“一箭之仇”，届时满洲将成为矛盾的焦点，日本甚至要做好同时与俄国和中国开战的军事准备。

田中义一的这些思想对当时日本政府制定国防方针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后，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日美矛盾上升，扩大海军和南进的主张抬头，但田中义一等人主张向大陆扩张的论调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在东方会议上，田中义一积极支持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等人的激进主张，策划把所谓“满蒙”地区从中国分割开来。在会议闭幕时，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支(华)政策纲领》。“纲领”共有8条，其中1－5条主要是针对“中国本土”的对策，6－8条则是针对“满蒙”问题的对策。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将分离“满蒙”与“中国本土”作为最高国策，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在中国扶植亲日政权等。无疑，这实际上就是田中内阁的侵华宣言书。

这一“纲领”明显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据点、进而向亚洲大陆扩张的主张。日本有了朝鲜这块侵犯大陆的跳板还不够，还要把中国东北从中国主体上肢解出去，变成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北向苏联贝加尔湖以东，南向中国华北以至华中、华南和印度支那扩张。可以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利益线”，这是日本政府在制定国家战略时最根本的考虑。

据史料记载，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后曾向天皇秘密上呈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史称“田中奏折”。其中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全球称霸战略，与田中义一的上述《政策纲领》完全吻合，此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步骤也正是按照这一战略而展开的。可以说，这份文件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

“岛国根性”与极端民族主义

人们常常发问，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岛国，在近代“不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屡屡成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策源地？个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仅从地理和民族性传统的角度考察，其最原始、最直接的根源就在于日本统治阶级的“岛国根性”。

自古以来，日本就存在着两种“岛国根性”。一种存在于广大日本国民之中，优点表现为勤劳、顽强、谦恭、易于满足等，不足则表现为自卑、小气、服从等。然而，“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这种民族性在统治阶级身上发生了畸变，走向另一个极端，自卑畸变为狂傲自大，小气则流变为褊狭固执，最终发展成为极端民族主义。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一是“皇国论”，即宣扬天皇是“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变”，天皇“万世一系”，应当“君临四方”，“皇化日洽，土疆日广”；二是“大和民族优越论”，认为大和民族居于“神州”，是“天之子孙”，世界其他民族皆系“戎狄”，日本文化优于其他民族文化。

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蛊惑下，日本不少“变革先驱”都露骨地提出了侵略扩张的主张，其中的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直言不讳地讲到：“世界当为郡县，万国之君当为臣仆。”为实现这一征服世界的目标，他力主首先侵略中国，“席卷支那北方，而以南京为皇居”。另一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则主张日本要“取朝鲜，掠满洲，压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退固守之基，使神功(指天皇)未遂者得遂，丰国(指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

“岛国根性”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彻底的反映。事实上，这些所谓“变革先驱”，大都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较早地接受了西方列强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扩张理论而已。佐藤、吉田等人的思想后来均被日本政府所采纳，“大陆政策”“田中奏折”等官方政略战略文件便是这些思想主张的具体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历史表明，日本统治阶级正是沿着上述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亚洲国家一步步推向灾难的深渊。

“平成维新”与日本的未来之路

2014年7月1日，是日本自卫队成立6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了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关决议。有人效仿“明治维新”之名，将这一“石破天惊”的动作称为“平成维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警觉——日本未来究竟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日本战败投降后，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破，美国对其实施单独占领，并代其制定了和平宪法。然而，由于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对日本所进行的战后清算并不彻底，不仅保留了天皇制，还对一大批战犯免予追究。迄今，在日本政府的正式称谓中，8月15日只是被称为“终战日”，不是“战败日”，更不是“无条件投降日”。这种表述完全回避了那场战争承载的罪恶和教训，也导致日本许多人对历史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偏差。这是日本与德国在历史追责上的最大不同，也为日本战后否认侵略历史、逐步摆脱战后体制预留了空间。

战后初期，吉田内阁战略的核心是“先经济、后军备”，实质上并未排斥军事手段在国家安全中的运用。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新保守思潮开始盛行，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下，提出所谓“国际国家”的政治纲领，意在“使日本从战后的‘特殊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分担国际责任与使命的‘正常国家’”，这其中当然包括对军事发展“正常化”追求。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大国主义”思潮更加活跃，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石原慎太郎的“日本说‘不’”等论调，无不折射出日本对成为“政治大国”的渴求与冲动。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追求是在否定侵略历史、突破和平宪法和战后体制的前提下提出的，这就不能不让世人对其战略企图产生质疑。

从本质上看，日本自卫队的成立本身就已经违背了和平宪法。因为其中的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这是日本政府无论以何种“统一解释”也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如今，安倍打着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解禁集体自卫权，实质上架空了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宪法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