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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兴既是恩人又是麻烦,朱元璋如何待他?不愧是得位最正的帝王

黑句本 2020-04-29 19: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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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四年(1354年)四月,舍下千辛万苦招来的七百余兵,果断放弃刚升任的镇抚军职,只身率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兄弟离开濠州,南略定远,这是朱元璋迈向帝王生涯的关键一步,其问鼎天下的开局气概,既有不惧艰难的豪迈,又有舍我其谁的自信。

起于草莽,成就伟业,天时要自己识,地利要自己断,人和要自己成——正因为是百年罕遇的帝王雄才,近乎单枪匹马地走出濠州城后,朱元璋在短短数月之内就接连创造了诸如城口张寨三千人马归附、大破张知院营收编两万精兵的奇迹。

一夜之间,由二十四人发展到两万多人马,朱元璋在实力暴涨下没有得意忘形、自满失志,相比之前,他判断地利的目光变得更加开阔、具有前瞻性。朱元璋认为,定远距离是非之地濠州城太近,小股兄弟容身尚可,但眼下已不利于两万多兵马的进一步发展,而定远东南的滁州不仅城阔池坚,而且地理位置更具战略价值,守能远避纷争,攻可进取江淮,当为谋求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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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容缓,锁定这一地利目标后,朱元璋随即采取行动,“帅而入滁阳”。

此时朱元璋,麾下两万多人马虽然还谈不上是王者之师,但崭新的气象已经隐隐显了出来,一路上,前来投奔的豪杰之士源源不断,其中最有名的即是后来的大明第一开国功臣,定远人李善长。

主动前往军门拜谒,李善长与朱元璋谈得极为投机。朱元璋问李善长天下何时能够平定?或许是察觉到朱元璋有成就大业的雄才,李善长没有讲虚言,而是劝勉朱元璋当今天下事应效仿汉高祖刘邦,如能学到这位汉时同乡的精髓,器量大,看得远,善用人,施仁政,平定天下必定计日可期。

李善长有眼力,与他对谈的朱元璋更是如此,一席长谈结束后,朱元璋当场认定眼前之人是不可多得的另一个萧何。朱元璋对李善长说,如今群雄军中,持案牍谋事者多是无能无德之辈,这些人尽毁左右,以致军中将士无法施展才能,屡次造成大败,先生助我,首要一事当是与军中诸将协调相处,上通下达,统辖后勤,如此,眼下两万人马才能精诚一心,战无不胜。

进军路上,有这一段高山收服流水的难得佳话,很快,朱元璋的龙虎之师又一次迎来了不可思议的大胜,七月初,他们接连攻克衡山涧张家堡等几处属于地方地主武装的“义军”,并且凭借王者气象再次收降了两万余人马。

人马得到极大扩张后,朱元璋随即摆出所向披靡之势,等到大军杀到滁州城下时,胜负已变得没有一丝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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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群雄逐鹿,天下未定,一时间的大局面往往也会带来一时间的大难题。另一方面,历史于创业帝王从来都是幸运中裹挟着残酷,唯有如此,才能验出王道所在。

顺利攻下滁州城后,朱元璋就站在了这样的关口。

大胜之下,朱元璋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呢?又或者说,历史要怎样检验他的王道呢?

这还要从濠州城内红巾军的又一次内讧说起。就在朱元璋攻下滁州城时,濠州城内的两位草头王赵均用和彭大发生了火并,最终彭大被灭,依附彭大的郭子兴危在旦夕。

为什么说郭子兴危在旦夕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道难题呢?很简单,不救这个老丈人,是忘恩负义,救来滁州城,基本就是引虎上山。

朱元璋不愧有得位最正的帝王之誉,面对这道难题,他没有犹豫,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殚心竭虑地将郭子兴从濠州城救了出来,不仅如此,当郭子兴来到滁州城后,他还第一时间将手中的军权悉数交了出去。

此举让众多史家评价,在此处,朱元璋初显了他的王道。

此话怎讲呢?

看滁州城内随后的权势演变更容易理解这一点。郭子兴这个人不是心胸坦荡,大气磅礴的真豪杰,初来滁州城,见朱元璋已手握四万精兵,实力远在自己之上,他的内心只有忌惮,而当朱元璋将兵权悉数交给他之后,他又觉得朱元璋功高盖主,总之,朱元璋俯首尊他,没有换来真心器重,只换来了于己不利的艰难处境,明人邓士龙在《国朝典故》中说,“是后四方征讨总兵之权,王(郭子兴)不令上(朱元璋)与。”

可以想象,凭借对郭子兴平素的了解,朱元璋对自己交出兵权后的处境一定是了然于胸的,明知有难而执意行之,只能有一种解释,朱元璋想用王道成就大业,而不是用霸道。

古往今来,开创百年基业与逞一时之盛的区别往往就在这一字之差上,王道讲求的是名正言顺,人心归一,蓄势而为在先,杀伐果断在后,而霸道看重的有我无他,登峰号令,能取而代之绝不伺候在旁,只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带着这样的观感,不妨再来看看朱元璋是怎么行他的王道的。

朱元璋很清楚,郭子兴落难之时,正是他凝聚军中人心最为关键的打底子阶段,这时候他要袖手旁观,不顾郭子兴生死,那他的名声就坏了,往后再要求全军上下誓死效忠就难了。

所以说,为了正名,为了折服人心,欲做王者的朱元璋别无选择,只得开城、让座、交权。

而面对郭子兴的忌惮、打压甚至杀心,朱元璋又是怎样应对的呢?一方面,他选择了逆来顺受,用一个诚字让郭子兴找不到兴师问罪的借口,另一方面,在顺从之下,他时刻紧盯着时势变化,希望能从中再次找到突破困局的机会。再一点,他没有忘记打亲情牌,不断地通过后来的马皇后等亲友,在郭子兴面前架设软梯子。

朱元璋的诚心而待,蓄势而为,明眼人不仅能看懂,而且心底是看好的,《国朝典故》中记载的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郭子兴拿到滁州城的全部兵权后,依旧不满足,他还想将朱元璋的羽翼全部剪除干净,将李善长等人全部纳入自己麾下。

朱元璋名正的威力在此时就显现出来了,李善长誓死不从。

颇有意味的是,朱元璋此时对李善长说了一句话:“主君之命,若欲要吾首,亦不自由,汝安敢不行。”

这话表面听是实力不够,不敢与郭子兴抗衡,只能逆来顺受,实则是硬话软说地再次表面了心志。李善长听了这样的话,态度果然变得更加决绝,除非死,否则绝不跟随郭子兴。

面对这样的朱元璋以及他的一众誓死相从的亲信,时间一长,郭子兴反倒被动了,加之身边没有能人,久而久之,他只得再次倚重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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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就在朱元璋重新站稳脚跟的时候,突破困局的机会忽然出现了。

元朝中书丞相脱脱率领大军包围了红巾军占据的六合。面对六合红巾军的求援,郭子兴再次暴露了他的心胸狭隘、鼠目寸光,因为与六合红巾军有旧怨,他一度拒绝出兵。

但朱元璋却是另一种心胸、另一种格局。

他向郭子兴慷慨陈词:“兵凶事,昔圣人不得已则用之。今六合被围,雄虽异处,势同一家。今与元接战,逼迫甚急,救则生,不救则死,六合既亏,唇亡则齿寒。若命我总兵,神不可白。”

这一番话说的郭子兴既服气又恐惧,最终只得将兵权重新交给朱元璋。

细品朱元璋这次择机而动,实属私谋于大格局之下,以时势东山为再起之机。

但朱元璋这次率军救援六合,拉开阵仗后却是险象环生。虽说此次脱脱大军的主要目标是盘踞高邮的张士诚,但攻到六合的这一路依旧兵力雄厚,以至于朱元璋的薄弱兵力很难阻挡。

面对险境,朱元璋没有顽抗,而是很有枭雄权谋地选择了不拘小节,能屈能伸。他打点牛酒,派地方父老把俘获的元军马匹送还,并一再向元军输诚,他这一支部队全是良民,不敢作反,守护城池只是自卫,只要元军退兵,他情愿供给大军军需给养,并力去攻高邮。

脱脱本就不想在六合纠缠,见朱元璋有输诚之举,他信以为真,很快引兵他去。

就这样,六合保住了,滁州也摆脱了被元军攻伐的危险。

此后脱脱率大军全力攻打张士诚占据的高邮,但就在高邮即将城破时,元顺帝却突然颁旨,收缴了脱脱的兵权。脱脱交出兵权后,被押送西行,不久即被毒死在吐蕃境上。

对整个红巾军而言,脱脱之死让他们得到了喘息发展的机会,而各路草头王更是因此产生了胜利的幻觉,称王的念头。

见各路草头王都在称王称帝,郭子兴按捺不住,也想在滁州称王。面对这不切实际的野心,朱元璋反复劝诫,滁州无险可守,占地有限,非称王之地,若想成就大业,必须南取和州。

无奈,郭子兴只好暂时放弃称王念头,同意朱元璋率兵攻取和州。

此次攻取和州,朱元璋没有强攻,他抓住一个细节,巧妙地用了一次疑兵。朱元璋在此前攻打地方地主武装时,曾缴获两张“庐州路义兵”的号牌,这让朱元璋想到了一计——何不仿制三千个这样的号牌,然后派三千精兵,穿上“义兵”青衣,胸前背后缝上号牌,再带上装满物资的四匹骆驼,以犒赏之名为随后的攻城红巾军开路。

此计施开后,有惊无险,朱元璋顺利攻下了和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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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论功行赏,朱元璋以无可争议的战功升任和州兵马总兵官,实力再次呈现出超越郭子兴的势头。

见朱元璋蓄势而为,择机而动的发展势头很难阻挡,郭子兴的老毛病又犯了,而郭子兴妻弟张天祐因为嫉妒朱元璋蹿升太快,心中更是强烈不服。

对于朱元璋而言,如何在顶头上司的猜忌中、竞争同僚的嫉妒中树立威信,这又是一道难题。

这一次,朱元璋使用的还是王道,只是上一次王道呈现出来的是德行,这一次呈现出来的是高情商。

有一事特别精彩。

和州城总兵官议事,按说朱元璋理应坐在第一把交椅上,但那些听命于郭子兴、张天祐的老兵官很是不服,每次议事都要阴阳怪气地暗讽朱元璋是“娇客上位”,对此朱元璋没有动怒,而是想了一个办法。

再议事,朱元璋提前一晚叫人将公座撤去,只摆一排木凳。次日五鼓,诸将先到,当时座位按蒙古人习惯以右首为尊,朱元璋来到议事厅后,看到的果然跟他想的一样,诸将依次从右首坐过来,只留了最左端的一个位子给朱元璋。

朱元璋默不作声,坦然坐下,并请坐在右首的各位发表高论。这些平日里只会冲锋陷阵、杀人放火的草莽,叫他在堂下叫嚣行,一旦坐到右首尊位上,个个原形毕露,像样的话一句说不出。

朱元璋要的就是这种我不压你,尊位压你的效果。等到一众草莽面面相觑,毫无办法时,朱元璋从最左端的座位上站起来了,论事要谋略有谋略,要办法有办法。这时候再看那些草莽,不仅领教了朱元璋的胸襟,更领教了胸襟里的本事,最后无不真心走开,将最右首的座位让出来。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朱元璋如愿以偿,很快就在和州城树立了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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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城内城外到处都是草头王,朱元璋的大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

就在朱元璋又一次崛起时,昔日在濠州城称霸的孙德崖混不下去了,他提出要求,希望朱元璋能让他率军进入和州,暂住几个月。

朱元璋当然知道孙德崖来者不善,但为了仁义名声,尽量不在崛起之初树敌,朱元璋最终答应了孙德崖的要求。

然而,此一事传到滁州城,却立即引起了郭子兴的忌惮与不满。

在郭子兴看来,自己昔日曾在濠州城遭孙德崖绑架过,两人有深仇,如今朱元璋竟允许孙德崖率军进入和州城,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这两人要合伙一处,来对付自己。

想到这,郭子兴立即带着怒气亲下和州来向朱元璋问罪。

此时的朱元璋早已有了与郭子兴叫板的实力,但他依旧选择了逆来顺受,以诚相待。

知道郭子兴要来问罪,《国朝典故》上记载,朱元璋嘱咐手下官员:“此来问罪,恐昼不至,若或夜至,诸人只待我至门首,亲辟户迎。”

但朱元璋诚心恭迎收效甚微,郭子兴一见到他就劈头盖脸地质问:“其罪何逃?”

朱元璋的回答情商极高,底气十足,他说:“儿女之罪,又何逃耶?家中之事缓急皆可理,外事当速谋。”

听到这话,郭子兴的怒气顿时消了大半,并按照朱元璋的指引,将注意力放在了孙德崖身上。

这孙德崖本是奸诈凶狠之徒,但因为朱元璋仁义在先,得知仇敌郭子兴进了和州城,他倒是讲出了一些义气,他找到朱元璋说,既然郭子兴来了,那我率军走就是,不给你添麻烦。

为求万无一失,朱元璋没有轻信孙德崖的话,而是提出了一个稳妥的方案——“两军舍城,今一军尽起,恐下人有不谐者,公当留后,令军先行。”

此时的孙德崖是条汉子,他没有异议,同意了。

然而,就在孙军离城,朱元璋到城外礼送时,城内却突然出事了,郭子兴趁此机会竟将孙德崖绑了,而城外的孙军得知主帅遇险,也立即绑了朱元璋。

这一刻对朱元璋而言极其凶险,幸亏关键时刻,徐达站了出来,要求用自己换回朱元璋。

面对如此忠义果敢的徐达,郭子兴没敢乱来,只得答应下来。

因为两军之间已无信任可言,接下来交换人质的过程很复杂,徐达先到孙军中做人质,换回朱元璋。朱元璋回到城中,再解锁放回孙德崖,孙德崖回到军中,最后再放还徐达。

因为行王道,朱元璋在崛起之路上屡次遇难遇险,却又屡次化险为夷。经历这最凶险一难后,历史终于犒赏了朱元璋,郭子兴因为在此事中受了惊吓,又忍了很重的气,成天愤恨不已,最后竟得了重病,三月间就暴死了。

葬掉郭子兴,抬头再看天,朱元璋的王者之像已有了实形,虽然前行的道路依旧荆棘满布——

朱元璋投军,凭什么一年多就有了三万人马?这几步棋常人走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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