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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前前后后,许多红军将领不得不降级使用

党史博采 2020-04-23 14: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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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泽庆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前前后后,许多红军将领不得不降级使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首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从民族利益出发,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亦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6项协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关键。此后内战基本结束,国共双方开始就合作抗日问题谋求正式谈判。经过几次接触,国共两党代表终于坐在了谈判桌前。

1937年2月至3月,国共双方代表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2月9日至12日,周恩来同顾祝同、张冲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了中共关于实行全国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包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开放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国民党能将此五项作为国策,则中共愿作出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武装暴动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纲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共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四项保证也是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而作出的重大的原则性让步。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前前后后,许多红军将领不得不降级使用

◆周恩来、叶剑英与张冲(中)合影。

在此次谈判中,双方就红军的改编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张冲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可维持原有领导,但南京政府要加派政训工作人员,其他各苏区武装则编为地方团队。周恩来则表示:中共方面拟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改编为4个军12个师,并组成某路军,设总司令部,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军饷按国民党中央军待遇;如目前暂缓改编,则每月给红军的接济应在80至100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同时要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权。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却有另外一番打算。他将中共方面主动提出的红军改编看成是中共的投降,根本就没有考虑会有什么国共合作,因此他欲趁两党谈判的机会做到“编共而不容共”,并顺便将中共领导的红军“收编”,以此达成其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愿望。由于双方意见相差太大,无法继续谈下去,遂决定各自回去商量后再谈。

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张冲回南京开会,顺便就谈判的有关问题请示蒋介石。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决议案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反共的立场,但实际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的主张。2月26日,张冲参加完会议后,带着蒋介石的指示返回西安,准备与中共方面继续就有关问题进行谈判。期间,周恩来于2月24日致电中共中央,就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提出了五项原则。关于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周恩来提出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万人,余下部队编为某路军的直属队,但国民党不能派政训人员。次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2月26日、27日周恩来与张冲继续进行会谈。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张冲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即红军可以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不能再增加。周恩来则向张冲提出:为顾全大局,以使国共两党能早日团结抗日,中共方面愿意作出重大让步,由原来的4个军12个师让步为6个师18个团,人数当保持在六七万,不过应设立总指挥部。由于双方在红军编制及人数上仍存在差距,故决定各自再回去进行研究。

3月1日,中共中央就红军改编问题致电周恩来:红军主力可编为5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元,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第27至第30军及地方部队改为保安队及民团,不包括在5万人之内。中共的这一让步,使国共双方在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问题上的意见开始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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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左)与张冲。

3月1日、2日,周恩来在与顾祝同、张冲会谈时,张冲提出红军主力可改编为4个师16个团,另编2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并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3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张冲对红军改编问题的意见,并指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在谈判成功后,在南京政府内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展。然而3月4日,当周恩来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张冲时,张冲却说,南京政府来电,只允许红军编为3个师9个团。双方遂又展开磋商。经过商谈,初步达成如下协议:将现有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4个步兵师计4万余人,4个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现有红军中精壮者编为2个徒手工兵师计2万余人,担负修路任务;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帅4个师的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原有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撤销等等。可是蒋介石并不同意这一方案,他仍坚持红军编为3个师9个团。后经周恩来极力争取,才勉强同意红军编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约4万人。中共中央经研究后,表示基本上可以接受。

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与张冲、顾祝同、贺衷寒会谈。双方鉴于许多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史称“三八协议”),送蒋介石最后裁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共两党在国家中的地位、边区政府及红军改编等问题。关于红军的改编,双方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报军事委员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个旅12个团及其他直属部队;在3个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编余精壮者改编为工兵队,担负修路任务;红军学校办完此期后结束等等。

可是当周恩来将“三八协议”送交顾祝同后,顾与贺衷寒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对原先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又进行了重大修改,并由贺衷寒又提出一个修改案,将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压缩至2.7万人,且师下面不设旅只设团,3个师上面不设总指挥部,并要红军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红军改编后所拟录用之军事及政治工作人员要经南京政府批准后方能任用,各级副职要由南京政府派遣,南京政府还将派人参加部队政治工作。另外,还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这样,不仅陕甘宁边区要被分割,就连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人员使用权也将被剥夺。对此,中共方面当然无法接受。至此,持续了一个月的西安谈判告一段落。

3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同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转张冲,邀周恩来到上海再约地会谈。三天后,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重新提出的15项谈判意见(主要内容同“三八协议”草案相同)回到西安,继而于3月22日同张冲同机飞往上海。在上海,周恩来会晤了宋美龄,并请其将中共中央提出的15项意见的书面材料转交蒋介石。随后,周恩来到达杭州,与蒋介石进行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指出:中共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中共拥护蒋介石的立场是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周恩来还重申了中共中央提出的15项谈判意见,并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陕甘宁边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3个师以上须设总指挥部,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须增加红军防地等。

蒋介石在会谈中称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但要中共检讨过去的错误,并强调此次合作不必谈是与国民党的合作,只是与他个人的合作。对于具体问题,蒋介石表示都好解决,如陕甘宁边区可以是完整的,红军可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及考虑设总指挥部,国民党方面决不破坏红军部队,红军给养问题可与顾祝同商量解决等。蒋介石还要中共方面提出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表示以制定共同纲领为最好办法。蒋介石即要周恩来速回延安,商量两党合作与纲领问题,然后再与之继续会谈。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飞回西安,同顾祝同商谈接济红军给养等事项。4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对此次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并责成周恩来拟定与国民党合作和纲领问题的方案。4月下旬,周恩来带着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过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主要内容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及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三部分)飞到西安,继续与顾祝同、张冲会谈。顾、张两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急欲于5月解决红军改编问题,因此在谈判中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发表合作宣言,以便解决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直接电告蒋介石,红军改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两党确定了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二是南京政府要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及3个师师长以上人员名单。在此情况下,红军方能改编。上述两个问题,显然不是顾祝同、张冲所能解决的。因此周恩来于5月下旬离开西安飞抵上海,准备再次见蒋。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前前后后,许多红军将领不得不降级使用

◆周恩来等赴庐山参加国共谈判。

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宋子文等在庐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周恩来见到蒋介石后,首先将《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给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却撇开中共方面应其要求提出的合作方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所谓“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加入,由其任主席、并有最后决定权。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对此,周恩来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请示中共中央后才能决定。而对于红军改编等国共合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蒋介石则推翻了其在杭州与周恩来会谈时所作过的承诺。他虽然仍表示红军可改编为3个师4.5万人,但却不同意在3个师之上设立总司令部,而只同意3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简称政训处),以其代行指挥权,并且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洋,同时,对其它各苏区的武装实行编遣,其首领也要离开。这显然是要剥夺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极端无理要求,周恩来据理反驳,表示中共方面无法接受。后双方虽经多次磋商,但仍无法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共识。

在此次会谈无果的情况下,周恩来于6月18日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商量对策。为顾全大局,团结御侮,中共中央决定再次作出重大让步。6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国共两党谈判的新提案。该提案尽可能地照顾到了蒋介石所提出的要求,但对于其中一些特别无理的要求则予以拒绝。关于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中共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承认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中共将于7月中旬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关于红军改编问题,新提案提出:蒋如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名义誓师,编3个师4.5万人,总部编3000人,地方部队编1万人;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毛泽东原则上不拒绝出外做事。同日,中革军委主席团依据这一方案,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人彭德怀、任弼时,责成他们在7月15日前拟出红军主力改编为3个师的方案,并准备同周恩来一起商量具体改编步骤。

期间,周恩来曾于6月22日致电蒋介石:中共中央认为如红军改编后3个师上边不设指挥机关,则红军无法进行改编,且朱德在红军中有很大影响,实不能离去,请改变处置。6月26日,南京政府电邀周恩来再赴庐山,继续谈判,三天后又致电中共中央,表示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为使红军改编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中共中央决定再次让步:同意红军改编后以政训处的名义指挥部队,但政训处须有等同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并力争朱德为政训处的主任。这是中共方面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万一国民党方面不同意朱德为主任,中共中央即准备按原定方案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后,派周恩来再赴庐山。

7月4日,周恩来带着由其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与博古、林伯渠离开延安,准备赴庐山与国民党方面继续谈判。就在他们赴庐山的途中,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起了其蓄谋已久的侵华事件——七七事变。此后,国共双方又进行了几次谈判,才最终就两党合作及红军改编等主要问题达成协议。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等红军将领携全体红军将士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杀敌,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主力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限10天内准备完毕,听候出动命令。同时,中共中央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其通过顾祝同转告蒋介石:红军愿在蒋的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并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同一天,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由上海前往庐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第四次谈判。周恩来等到达庐山后,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然而蒋介石对此次会谈的态度很是冷淡。他对中共方面拟好的宣言不予以表态,反而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安排问题上锱铢必较。他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要由南京委派,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部队。很显然,蒋介石仍要控制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权。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深表失望,他致函蒋介石指出:这一要求与6月在庐山所谈出入甚大,照此下去,谈判很难继续下去。同时,周恩来将蒋介石的态度电告中共中央。

为推动会谈的进行,中共中央于7月17日电告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设指挥人事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德)正彭(德怀)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次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见及其它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整理成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但蒋介石除了同意将政治机关由只管联络改为政治部主任只能进行人事指挥外,其他各项均仍不肯让步,且政治部主任一职只同意由周恩来或林伯渠担任。对此,周恩来等人表示不能同意,并据理力争,但蒋介石却丝毫不让步。在力争无效后,周恩来等人遂离开庐山,返回上海,暂观时局变化。7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等人:全国抗战有实现之可能,若蒋不让步,我们将不再与之会谈。期间,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的电令,于7月18日至27日,在三原县云阳镇(今属泾阳县)召开了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了红军主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政治工作等问题。此时,侵华日军已准备向北平、天津发动全面进攻了。

鉴于中日一战在所难免,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开始有所松动。7月27日,他要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告周恩来:南京政府同意红军主力在10日内按国民革命军编制改编成3个师,以便南京方面发表3个师的番号及各师的师、旅、团长与政治主任名单,并建议以康泽为政治部副主任。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就红军改编问题提出意见:红军主力改编后的统率机关必须是总指挥部或军部,将所有独立军、师一律编入3个师中,出动抗日,后方留一部分以保卫边区的安全。7月28日,周恩来等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议红军改编和出动抗日事宜。经讨论,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集中在三原改编,编为3个师4.5万人,设立总指挥部及政治部,并拟定了各师的领导干部名单。中共中央决定,不管南京政府承认与否,红军改编后都要实行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前前后后,许多红军将领不得不降级使用

◆1937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左一)、朱德(左五)、叶剑英(左二)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防会议,期间,继续与蒋介石会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和红军改编中的问题。这是当时在南京的留影。

8月3日,蒋介石致电周恩来,要求红军立即向绥德、榆林、延安集中,以便出动抗日。8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将陕甘宁地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的命令,并给予3个师的番号,即:第115师第343旅第685、第686团,第344旅第687、第688团;第120师第358旅第715、第716团,第359旅第717、第718团;第129师第385旅第769、第770团,第386旅第771、第772团。关于各师的师、旅、团长及政训处主任,也都按照中共方面的意见发表。不过,红军改编后的正副总指挥及各师参谋长一职此时仍未予公布,可见蒋介石并未完全放弃控制红军的企图。

8月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主力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富平、泾阳地区,进行改编和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8月7日,彭德怀与任弼时就红军主力改编事宜致电毛泽东:拟以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为主,分别改编为第115、第120、第129师。当日,毛泽东复电同意。

8月10日,应蒋介石之邀,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次日,三人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这标志着国民党已允许共产党公开化。8月12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康泽、邵力子、张冲继续就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在谈判中仍坚持要向红军改编后的部队中派遣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中共方面则表示只能接受联络参谋,不同意康泽任政治部副主任。双方未能就此达成协议。

8月13日,日军开始向上海发动进攻,战火一下子烧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决心发动全国抗战。蒋介石为了使红军能急早出师抗战,牵制日军,被迫同意红军改编后设立独立的指挥部,并委任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不向八路军派遣各级副职人员;同意八路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及八路军充任战略支队,执行侧面作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将此情况电告毛泽东,并建议红军部队迅速开动,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队,先行东进。中共中央当即同意此建议,决定派第一方面军第1军团为先遣部队,日内出动。由于红军开动在即,朱德、周恩来分别于8月19日、21日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关于发表合作宣言、确定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选等剩余问题由叶剑英、博古继续在南京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前前后后,许多红军将领不得不降级使用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至此,拖延甚久的指挥部问题终告解决。随后,国共双方经谈判又就发表合作宣言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确定国民党所派遣的高级参谋仅具联络性质。这样,国共双方就有关第二次合作及红军改编的主要问题已基本达成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表示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愿与中共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制定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及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了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区)和基本任务,即:创立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自己;争取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同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向全党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的决定》。在洛川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改编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八路军总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编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全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和后方留守处。当时,驻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有第一方面军(辖第1、第15军团)、第二方面军(辖第2、第6军团和第32军)、第四方面军(辖第4、第31军)以及第27、第28、第29、第30军,独立第1、第2师和第74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共7.4万余人,4万余枝枪。

第115师由第一方面军和第74师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下辖第343、第344旅等部。第343旅由第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2、第4师改编,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下辖2个团:第685团,由第2师改编,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第686团,由第4师改编,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全旅6500人。第344旅由第一方面军第15军团第73、第75、第78师改编,旅长徐海东,参谋长陈漫远,下辖2个团:第687团,由第73师和第78师一部改编,团长张绍东,副团长韩振纪;第688团,由第75师和第78师一另部改编,团长陈锦秀,副团长田守尧,全旅5000余人。师直辖独立团(由第1军团第1师改编,团长杨成武)及教导队、骑兵营、炮兵营和辎重营(由第15军团教导营、特务营、第1军团骑兵团和第74师改编)。全师共1.55万人。

第120师由第二方面军、第27、第28军及独立第1、第2师和赤水警卫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直属队一部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第358、第359旅等部。第358旅由第二方面军第2军团第4、第6师和第28军改编,旅长卢冬生(未到职,后为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参谋长姚喆,下辖2个团:第715团,由第4师改编,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第716团,由第6师和第28军改编,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全旅共5000余人。第359旅由第二方面军第6军团、第32军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团一部改编,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刘子奇,下辖2个团:第717团,由第6军团改编,团长刘转连,副团长陈宗尧;第718团,由第32军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团一部改编,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积,全旅共5000余人。师直辖教导团(团长彭绍辉)、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由第27军和独立第1、第2师、赤水警卫营改编)。全师共1.4万人。

第129师由第四方面军、第29、第30军和独立第1至第4团及第15军团骑兵团等部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参谋处处长李达,下辖第385、第386旅等部。第385旅由第四方面军第4军第10、第12师改编,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政训处主任苏精诚,下辖2个团:第769团,由第10师改编,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第770团,由第12师改编,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全旅共5000余人。第386旅由第四方面军第31军第91、第93师改编,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政训处主任王新亭,下辖2个团:第771团,由第91师改编,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第772团,由第93师改编,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全旅共5700余人。师直辖教导团(由编余干部和西路军归队干部编成,团长张贤约)及特务营、工兵营、骑兵营、炮兵营和辎重营(由第29、第30军,第15军团骑兵团、独立第1至第4团改编)。全师共1.3万余人。

八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共3000余人。其中,特务团团长韦杰。全军约4.6万人,装备各种枪械4万余枝(挺)。

为确保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共中央军委在宣布改编命令的同一天,决定从八路军3个师中各抽调一部,其中包括八路军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第129师第385旅旅部,第770团,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共9000余人,组成直接隶属中央军委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留守陕甘宁边区。同年11月,留守部队进行整编,除保留第385旅旅部及第770团原建制外,其余部队整编为8个警备团。同时,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还成立了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司令员何长工)和神(木)府(谷)河防司令部(司令员王兆相)。至此,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工作全部完成。

在改编过程中,由于受编制限制,许多红军将领不得不降级使用。原来的方面军领导人有的只能当师级领导,原来的军团级领导人有的只能当旅级干部,原来的军、师级领导人有的只能当团级干部。如:第120师的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弟、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原先都是(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原分别为第6军团军团长、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原为第1军团政治委员,第343、第344旅旅长陈光、徐海东原分别为第1军团代理军团长、第15军团军团长,第685、第686团团长杨得志、李天佑原分别为第1军团第2、第4师师长,第686团副团长杨勇原为第1军团第4师政治委员;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原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第386旅副旅长陈再道、第385旅长王宏坤原分别为第4军军长、政治委员,第769、第771团长陈锡联、徐深吉原分别为第4军第10师、第31军第91师师长,教导团团长张贤约、第770团副团长胡奇才原分别为第4军第12师师长、政治委员,第772团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原分别为第31军第93师政治委员、师长;等等。而一些原来的连、排级干部甚至又重新当起了战士。

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同一天,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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