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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谍】几个八路秘密特工,干翻载满日军一个师团的军用列车

半杯馊茶 2020-04-14 08: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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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初始,军统对日特工作战,曾有一次杰出的火车爆炸案。

【说谍】几个八路秘密特工,干翻载满日军一个师团的军用列车

1938年11月,军统侦知上海日伪高级官员将于月末乘坐“天马号”快车由沪赴宁出席《日汪协定》签字仪式的准确时间,决定由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全体出击。

1938年11月28日晚,于李王庙附近埋设地雷炸药于铁轨旁。

1938年11月29日上午,由沪至宁的快速火车“天马号”驶到此处,遂碰触地雷引发爆炸,列车颠覆,共炸死日军大佐2人,内阁专员2人,情报员多人,日寇共计伤亡1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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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号爆炸案”指挥官顾伟

此案例,曾被军统、及其后的保密局,乃至今天对岸的军情局都奉为经典案例予以宣扬。

但其实,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或者说是在“特战行动”中,这样的行动不乏其例,且成果并不逊色于军统对敌特战,甚至相较而言,更大一些。譬如我们所熟知的活跃于山东枣庄地区的“铁道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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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老电影《桥》,为几代人所熟知,游击队员炸掉了德军必经的大桥的故事,情节曲折,悬念丛生。一首《啊朋友,再见》(原意大利民歌“啊姑娘,再见”)的游击队之歌至今在中国都耳熟能详。而同样的故事,却曾真实的出现在中国抗日战场上,那便是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的几名情报人员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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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有义,河南省林县西丰村人,1909年出生。青少年时代曾就读于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北平法商学院等学校。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4月,加入中共。1940年,至延安中央机关工作。

1941年初,郭有义奉延安中社部命,回家乡,即已经沦陷的河南开展情报工作,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秘密发展党员,筹集抗日经费,在组织关系上,受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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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占彰德

当时,郭有义的直接利用关系是本族中一个本家爷爷,名叫郭瑊蕴,彼时担任伪河南省公署财政厅厅长。郭有义正是持郭瑊蕴写的一封推荐信,来到伪彰德县营业税局,做了一名三等科员。几个月后,,到了秋天,郭有义成为当地火车站分所的所长这为他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也就在郭有义上任所长不久,在一个胡同旁,偶遇了高中女同学牛爱菊。曾经这两人都在北平参加过一个叫“社会科学研究同盟北平分盟”的抗日活动组织,彼此关系不错。

牛爱菊请郭有义到她所任教的一所小学坐坐,学校就在旁边这条胡同里。

郭有义跟着去了,只见那所学校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大日本国民小学”几个字。原来这是日本人的学校,郭有义问道:“你在这里担任什么课?”

“教华语。”牛爱菊答道。

“学生都是日本人么?”郭有义又问。

“都是日本居留民子弟,主要是车站日本职工子弟。”牛爱菊说。

郭有义跟着牛爱菊来到一间简陋的宿舍。关上门后,两人闲聊了几句,牛爱菊便单刀直入地问:

“有什么任务?”以牛爱菊对郭有义的了解,包括她的直觉,老同学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替日本人收税,肯定是身怀任务而来。

“任务很多,总括一句是抗日,我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老同学之间知根知底,不好隐瞒,郭有义很坦然,当然,话点到为止。

牛爱菊一听,很激动,她急切地告诉郭有义,自她离开北平高中,就与中共领导失去了关系。平津沦陷后,她想去延安,却苦于无人介绍。在颠沛流离中,她呆过西安难民窟,因年初有人给她捎信,说家中母亲生病,她又不得不返回故乡安阳,在此暂时栖居。不过,只要有报国机会,她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此时,郭有义依旧不能泄露自己真实身份,只是告诉她,他并非中共,只是想为抗日做点事。

为了让牛爱菊相信他的话,临时编了段谎言,说他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拜访了一位老同学,老同学得知他来敌占区谋差,便请他顺便帮忙搞点儿情报。他答应了。可他不是本地人,消息闭塞,而牛爱菊可以与日本人接触,因此,如若牛爱菊今后打听到什么重要消息,就告诉他,他会转报太行山工作的那位老同学,算他郭有义和牛爱菊都有了爱国举动了。

牛爱菊立刻答应了郭有义。

此次交谈之后,牛爱菊马上展开了行动。她利用傍晚,以“家访”为借口,到那些日本学生的家里一一拜访,暗下探听有无重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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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日军曾在岗村宁次的策划指挥下实施了“C号作战计划”,调集重兵,围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同时,从中将井关仞所在的第36师团(雪兵团)中,选拔精英,组建了两支特别挺进队(即益子挺身队和大川挺身队),化装成八路军,分头潜入抗日根据地,伺机刺杀中共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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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军这盘全歼太行山八路军的计划落空。不过,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和抗日根据地军民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中共著名抗日将领左权便是牺牲于此期间。为了报仇,益子挺身队的主要力量后来在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的侦察下,被八路军特战小队手刃于祁县。无独有偶,正是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潜伏在敌占区的郭有义等几个秘密特工,也对组建这凶悍狠毒挺身队的井关师团予以了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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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这个时间节点上,1942年5月份某傍晚,牛爱菊来到六年级学生能代穗子家中。穗子父亲是彰德县车站机务段长兼运转室主任,名叫能代明贤。

此时,能代明贤正在接待一位重要的日本客人,不能接待牛爱菊,因此,他让女儿穗子先将牛爱菊领到与会客室相邻的一个房间等候。穗子将牛爱菊领到隔壁房间,给牛爱菊斟了一杯茶,说:“我去拿课本来。”然后便出去了。

天下真的无巧不成书,这两个房屋的隔墙上天花板有条缝隙,隔壁能代明贤和那位日本客人的谈话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能代名贤的客人名叫石田,来此商议铁路运输的要事。只听石田先将八路军大骂了一顿,接着便提到了“扫荡”,说川岸师团和铃木师团会在本月15日,由新乡开来,开往石门,途经此地;井关师团会在本月20日,由开封、阳原武、封丘、滑县一带,或乘火车,或徒步,到这里集中。并于该日晚八点乘车,前往邯郸。因此,要求车站必须备好机车。而能代明贤却叫苦道,这里每天准备九辆机车,一个师团过境,至少需要十列车皮,需要让其他车站支援九辆机车,才能勉强应付。石田说,那他回去再汇报一下,必要时,可以将这里正常的客货运中断一下。

更巧的是,隔壁两个日本人说完这些,穗子正好拿着课本回屋,并对老师道歉,因为和一个小朋友说话,耽误了时间。

牛爱菊当然表示没关系,但心里却将刚才的重要情报记了下来,匆匆和能代家说了一些学校的事,就连忙离开。她立即赶到车站分所,将听来的情报告诉了郭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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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重要的情报,郭有义立刻派人速报根据地,一面召集他在彰德车站秘密发展的三名党员(情报人员),商议如何破坏敌人的运输。

三名党员分别是司机魏儆、司炉邵跃扬、机手刘润梓。深夜,郭有义等四人聚集在邵跃扬的家中,在一盏煤油灯下密谋。

仅凭几人之力,肯定无法对三个师团都下手,因此,四人决定对最后过境此地的井关师团给予一击。

如何捣鬼呢?四人各抒己见。有说联系武工队,在铁路上埋地雷;有说可以拿上橇杠、钳子,去拔掉铁轨夹板上的道钉,让火车脱轨;但也考虑到日军的护路队戒备严,不好下手。最后,魏儆出了一个主意,三人开上先驱车,在车上做点儿手脚,弄坏漳河上的铁路大桥,就能让后面跟随的军用机车翻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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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车”,又称“趟雷车”,是侵华日军在多年和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的较量中,琢磨出来的一个方法。它由五节车厢组成,车厢里装的都是垃圾、炭渣,每逢铁路运输重要人员和物资,日本人必会派先驱车探路。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还规定,先驱车必须由中国乘务员驾驶,当然,或是出于爱国,或是怕死,没有一个中国司机愿意开它。

魏儆的主意虽然不错,可是,这条计策实施的前提是,日本人必须派魏儆、邵跃扬、刘润梓三人都上先驱车,否则,计谋就无法实施。不过,“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慕亮”,四人又商量了一会儿,很快想出了解决的法子。

这三名工人回到车站后,立即按计行事。他们先暗下鼓动工人们装病、磨洋工,拖延敌人运输时间,千万不要替日本人开先驱车,枉送性命。

这一来,工人们全都散了心,尽管日本人在车站贴出布告,要求不准旷工和请假,可是,该装病的还是装,该旷工的还是旷,到了五月二十日这天傍晚,整个车站,除了魏儆、邵跃扬、刘润梓三人,其他中国工人都跑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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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车时间已经过了,井关师团迟迟不能出发,师团长井关仞喝斥一名联络官,立即去运转室催问是怎么回事?

这名联络官被井关仞责备,窝着一肚子气,带人来到运转室,一把揪住能代明贤的衣服,让他立即想办法开动先驱车,如果找不到中国人,那就找日本铁道兵。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运转室附近发现了魏儆那三人,不由分说,将他们三人带到了能代明贤面前。

能代明贤一见魏儆他们三人,心里踏实下来,立即给魏儆他们三人布置任务。这可正中魏儆他们“下怀”。魏儆、邵跃扬、刘润梓佯装奉命登上先驱车,在前面驾车,替日军机车探路。

当先驱车驶离彰德县时,已是晚上二十二点过五分,距规定出发时间,晚了三小时多。

在先驱车的后面,跟着日军一列装甲车,每节车厢都有枪炮口,头尾车厢还各自装有一盏两千瓦的大探照灯,可以左右旋转。这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军队偷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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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先驱车跃上那座跨越漳河的铁路大桥时,只见邵跃扬和刘润梓齐声一喝,踢转车上的翻炉篦,炉中半膛火便倾泄在了车下。这些燃烧正旺的煤火落到铁轨上,枕木是红松制作,遇火易燃,火势便越烧越旺。铁轨很快烧红、变形或熔化,这一来,铁桥中央已承担不起太大的重量。

日军在大桥两端建有数丈高的护桥碉堡,日兵昼夜守卫。可是,装甲车上射来的探照光,刺的人眼睛无法正视,一时间也分不清桥上的光亮是灯光还是火光。

魏儆他们做完手脚,驾驶前驱车安然驶离大桥,而后面跟随的那列装甲车就没那么幸运了。装甲车

行至桥损处,桥体轰然垮塌,前两节车厢一头栽入河中,其余车厢,有的震出铁轨,也有的歪入河中。而在装甲车后,几列满载士兵和弹药的兵车又相继飞驰而至,一列撞上一列。顷刻间,大桥附近响起一阵爆炸声,火光冲天而起,车内敌人鬼哭狼嚎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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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晚年探访开封马夫坑街情报站旧址留影

事故发生三天后,魏儆、邵跃扬和刘润梓又返回了彰德县。他们三人一回去,日本宪兵队便逮捕了他们。这三人坚持不承认大桥损毁与他们有关,宪兵队拷问了他们三个多月,找不到事故原由,只好释放了这三人。

在日军调查这起事故过程中,石田怀疑,他到能代明贤家商议运输计划时,隔壁的牛爱菊肯定听到了他们谈话,因而泄了密。

日本特务前去追问牛爱菊,牛爱菊坚决否认听到。日本特务又另外找人在原地“模拟试听”,庆幸的是,但怕死的能代明贤已找人用泥将天花板之间的缝隙堵好,两个相邻的房间传不过人声。因此,对牛爱菊的这番调查也就不了了之。

这年暑假,日本国民小学将牛爱菊解聘,郭有义将牛爱菊送到根据地去学习。

这场智战,仅凭三人之力,不费一枪一弹一雷一炮,却给予井关师团迎头重重一击,而且,参与之人均全身而退,堪称八路军抗日谍报斗争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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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有义一直坚持在敌占区做情报工作,还策划指挥刺杀汉奸、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孙绍文。后奉命至开封担任晋冀鲁豫军区河南情报站站长,开封工委书记等;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海淀区首任区长。随后,曾至西北工业系统担任各职领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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