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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谍」新中国最隐秘机构-中调部,“防御”为原则开展国外情报

半杯馊茶 2019-12-18 14: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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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国历经了近代史以来各种战争,战乱,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和平建设自己国家,并且使之繁荣昌盛的大时代拉开了帷幕。

同样,也是经历了黑暗中潜伏和战争洗礼的中共情报保卫系统重新出发,继往开来的一年。长期执掌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克农曾组织撰写了中共情报工作官方历史(不公开内部史档),对于1950年对情报保卫工作的新考虑是这样认为的“促进新中国情报工作的政治和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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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资格的情报领导者们开始对诞生于战争年代的中央社会部的政策和业务构架重新进行了审视和评估,使之适应新环境的需要。这其中,最隐秘的部分,即向国外派遣情报人员成为了需要解决的众多敏感问题中比较迫切的一个。

这项任务已经不能是单纯由革命政治组织(中共或者曾经的共产国际组织联合)派遣。从事实和法理上它的背后站着的已经是取得全国政权,并且对全国所有行政区开始进行管理、治理,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坚持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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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建国初期公安部副部长,提出了侦察工作应“立足国内,着眼海外”

1950年4月,召开情报工作会议对国家最初的一些情报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会前,在1月底召开的第4次东北公安工作会议上,对于大力开展境外情报工作曾指出:“必须建立反奸情报派遣工作。因此东北公安部、辽东、辽西省厅、沈阳、旅大公安局,应物色具有派遣条件的我之干部或可靠关系,以及个别向我秘密自首并能掌握而有适于派遣的党特分子,加以秘密训练,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务:主要是以设法打入蒋、美、英、朝、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侦察其敌特活动情况、阴谋计划和向我区派遣人员的线索等情报。但这种派遣,必须精干隐蔽,长期打算,单线领导,不要滥竽充数,不准发展关系。但对其中利用分子,应时刻警惕,防范敌人的反间阴谋。”

1950年4月1日,周恩来指出,情报工作要从单纯的军事情报向军事和政治情报转变,还需要增加经济情报,科技情报还没有搞,要开辟国外的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完全是为了主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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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有关其他国家情报机关资料

同年10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与副部长罗奇清和政保局局长陈龙谈话时指出:“中国进行国外情报工作的原则和帝国主义分子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敌人针对我方的阴谋。我们的目的是防御,是积极防御。只有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未雨绸缪,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首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在朝美军的番号、驻地、部署都获得过重要情报。1951年,因为日、美反动派对日共进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百废待兴,情报保卫工作的重新编制需要时日。

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各地情报部门业务干部量少质差,主动不够,尚影响工作开展。”李克农则奉命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进。这些最终促成了1955年中调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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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调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农与杨尚昆联系,重大事情则要请示邓小平。当然为了保密需要,《杨尚昆日记》也并不能对隐秘的部分自行公开,如1956至1958年的记录就不太完整。但我们仔细研读,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从1959年始,《杨尚昆日记》中记载了杨尚昆和孔原频繁定期会面的记载。

1962年11月,在李克农上将去世9个月后,孔原正式接任中调部部长。

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之前,国外对情报安全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包括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及境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这个最神秘的机构“中调部”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它,情报史专家们只能猜测。杨尚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4年中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了他日记中提供的信息,终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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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调部组织结构的情况今天依旧很含糊,目前来说,知道有个秘书处,下属几个局而已。其中,从新华社发布的肖赤的讣告中了解到中调部曾经有一个管理局,肖赤曾经担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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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调部还有一个对台办公室,在杨荫东的简介中有所透露。

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组和对台办公室,“对台办设在中央调查部,主任由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兼,杨荫东负责具体工作。”

中调部所取得的情报,包括其分析都直接呈送给中共最高层。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曾提到毛泽东阅读中调部1965年7月30日编印的第872号《调查通报》,即关于一位台湾人士谈李宗仁回国的问题。决策者有时也会有选择地把一些情报扩大阅读范围,不过仍限于高层。1958年11月4日美国议会选举刚刚结束(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失去很多席位),毛泽东便批示把中调部对美国议会选举及其结果的分析在八届六中全会印发。这次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16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给中调部的分析加了一个标题《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他还加了个人评语,称这个分析“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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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调部总体框架建立之后,其日常活动和政策必须十分慎重和隐秘。《杨尚昆日记》道:“这样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须仔细、仔细又仔细,而且注意经常提请中央决定。”

1955年12月,由中调部主持召开的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周恩来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赞扬他们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进而强调:“这样一条路线的重要环节就是怎样争取国际和平。争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强。”后来也召开过同样的会议。如1959年2~3月,中调部召开了全国情报工作会议,2月26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接见了调查部工作会议的外国工作同志。

保密是中调部建设中重中之重的关键,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内部出版的《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负责人名单汇编》中,就没有提到中调部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其主要领导人。其他信息就比较详尽了,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级政府机构、政党(中共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的名称和主要领导。在党的内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阅读者超出了“知密范围”但又必须提到中调部时,则使用暗语。1965年9月27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党委使用的是明确的名称,而中调部则代之以“在西苑的机关党委”。西苑是指中调部所在地北京海淀区西苑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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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首任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

中调部的保密工作总体相当成功。上世纪60年代境外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罗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编,该词典主要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公开信息资料为基础编成)中,认为李克农和邹大鹏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孔原被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贸专家之一”。

说个题外话,今天有一批革命者的后代们中,有一个俗称为“西苑子弟”的,就是情报工作者们(领导)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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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调部驻港人员有时会在中国大型贸易公司名义上担任一些职务。鉴于其工作性质是“调查”,他们用得最多的掩护身份可能是记者。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在中调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成立于194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吴冷西有过这样的话,“在许多其他分社,新华社记者均接受调查部及使馆调查组指定的一定任务。几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应当加以总结。一方面新华社记者如果充分运用职业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协助调查部的工作,因为记者有很大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取得有价值的情报,这和调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记者不同于秘密情报人员,他的活动基本上是采取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在给予情报任务时,应当充分利用记者活动的这一特点,而不宜把他当作秘密情报人员使用。记者必须和专业调查人员在方式方法上区别开来。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面联系对象等,由记者出面就不合适,因如一旦泄露不仅不能立。

如果发现新华社记者从事“与他们身份不符的活动”,外国政府或殖民地政府会用各种方式予以报复。在香港,因为新华社的特殊地位,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内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当局“今年以来,因怀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员逮捕了4个人。目前被侦察监视的有87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志和费彝民等人”。1963年,新华社驻布拉格办事处(这是新华社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驻外机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早一年)被捷克当局勒令关闭,因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曾有位英国作家把新华社的情报活动描述为是“谨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且总是低调”,他甚至援引伦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称:“中国在英国没有任何情报网络。”

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站正式建于1956年7月,驻开罗记者站建于1956年12月,驻巴黎记者站建于1957年7月(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设记者站)。在日本,新华社的记者站直到1964年9月才建立。有人可能认为,中调部和新华社之间十分密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吴冷西曾建议在新华社与中调部之间建立某种管理机制,他指出:“中央调查部过去在记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经验我们均不详知,建议中央调查部考虑总结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如何运用记者的便利条件充实调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经验,同时就记者工作中哪些调查方式是不宜运用的作出规定,这对于记者今后加强和提高这方面的工作,同时避免可能遭到的损失,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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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秋,杨尚昆在与孔原等研究后决定再召开一次全国情报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来自中调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军军事情报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等。

1961年10月20日,杨尚昆和与会代表们商讨了如何整顿情报工作的问题和各系统的分工、合作问题。

中调部和外交部之间关系的相当模糊。尽管作为中共情报保卫事业的创建人的周恩来和李克农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分别担任着外交部部长、副部长。并且,在周恩来去世前,一直直接执掌着中国外交。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外国研究者对中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估计是:“中国谨慎得多”,“只安排大使馆少数主要官员进行这项工作,而且不是在每个国家首都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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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所不太著名,却对中国安全很重要的学校也慢慢孵化而出。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毫无疑问需要懂外语,而且对情报进行分析也要懂外语。

1955年,中调部建立初,就接手了一个教育机构,即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这个班是李克农根据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阎宝航的要求,于1949~195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大使和高级外交官开办的。第一批学员大多任职于外交部,有些人后来担任了中调部的领导(电视剧《东方》《换了人间》《外交风云》等,都对这个班有所提及)。20世纪50年代,这所学校名为“外事干部学校”,1961年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并第一次扩大规模。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布,未来几年急需大量懂外语的干部,“以便利用世界先进科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提高情报人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中调部再次扩大规模,“把现有的干部学校改为一所外语学院”的建议也得到批准。1965年,国际关系学院成立。

风雨历程,在保卫新中国的征途中,多少“无名英雄”默默潜行,履行对国家的“忠诚!”

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光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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