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段，2014年至2018年，“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2013年12月，安倍执政后出台了《2014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在日本非法“购岛”引发钓鱼岛维权斗争等背景下，日本首次在《防卫计划大纲》中用“令日本担忧”等措辞定位日本对中国军事动向的警惕姿态，并提出“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实施“实效性动态威慑”，更加注重建立广泛的后勤支援基础、联合作战和机动能力。

第五阶段，2019年至2022年，“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2018年12月，日本制定《2019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在威胁判断上，进一步强调安全环境发生剧变，突出渲染“中国威胁”。首次提出“塑造、遏制、应对”三个“防卫目标”，并提出三种途径，即加强日本自身防卫体制、加强日美同盟、加强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在战略指导上，提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作战空间由陆、海、空传统领域向太空、网络、电磁等新兴领域拓展，旨在遂行多域联合作战，提升跨域协同作战能力。

第六阶段，2023年至今，“防区外打击”构想。2022年12月，日本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重要文件，对日本防卫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称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把“不允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作为三大防卫目标的核心内容，强调一旦威慑失败而发生入侵事态，日本将担负应对侵略的主要责任，更加突出日本主动遏制和发挥“矛”作用的意志；提出日本要发展从防区外对敌领域打击的“反击能力”，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未来十年内实现依靠自身力量遏止和消灭入侵的目标。这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的自主性、进攻性明显提升，使日本成为“能战国家”，且针对中国的指向性更加明确，成为“战后以来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