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再军事化又添新动作 威胁地区和平稳定。近期，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在“再军事化”道路上愈发激进。从大幅升级日菲军事合作，到强推“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再到大力扶植防卫产业，这些扩军备武动作正系统性瓦解日本战后和平发展基础，严重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日本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和批评，也为国际社会敲响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警钟。

近来，高市早苗政府不断加大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力度，宣布向菲律宾出口包括阿武隈级护卫舰在内的防卫装备，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约谈判。日本陆上自卫队还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实施伞降训练。这些行动企图通过深度军事捆绑彻底打破“专守防卫”原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冲绳时报》评论称，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只会助长地区冲突，即使自卫队在境外以训练名义发射进攻型导弹也超出“专守防卫”范畴。日本一味走扩军道路，只会加大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日期间，在东京的菲律宾侨民团体纷纷举行抗议集会表达担忧。参与抗议的菲律宾籍在日永久居民梅尔表示，日本对外出口武器严重危害亚太安全，呼吁日本民众抵制两国政府敲定的军事协定。另一位参加集会的民众罗杰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认为日本不应在军国主义的蛊惑下越走越远。日本《朝日新闻》评论称，日菲合作如果过度侧重军事层面，必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若一味优先采取武力对抗手段，将本地区推向危险局面。

近来，高市早苗政府不顾民众强烈反对，强行推动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并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政策落地。该法案被认为是打着“强化国家安全”旗号，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和全天候监控体系，为政府强化政治集权打开危险闸门。大批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附近不断举行抗议集会，坚决反对这一法案。参加集会的当地民众土田表示，法案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治安维持法》与“特高警察”体制，数字技术会让监控比数十年前更加彻底，严重影响日中、日韩民间的正常友好往来，人为制造国家对立。

日本国会议员山本让司表示，高市早苗担任阁僚期间曾威胁要关停“政治不正确”的电视台，现在又要组建国家情报局监控民众，终极目标可能是废除“和平宪法”，让日本回到战前的专制体制。日本律师团体负责人海渡雄一指出，“国家情报会议”及其相关机构本质上是为发动和推进战争服务的情报组织。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批评称，一旦设立对外情报局无异于日本政府主动招募间谍并向其他国家派遣间谍，为日本的战争图谋做准备，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

高市早苗政府自上台以来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并通过新一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动员产学研各方参与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大力扶植防卫产业成为经济支柱。日本各界担忧，随着日本防卫产业深度左右国家安全政策，日本将重蹈历史上军工复合体的覆辙，严重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

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青井未帆表示，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动摇了日本战后的和平国家理念，进一步催生军工复合体。长期关注防卫产业的自由记者宫田律严厉批评日本放开武器出口的做法，认为军工利益集团为追逐巨额利益，不断游说施压，最终推动政界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若不遏制当前日本军工复合体加快发展的态势，日本终将沦为一个不断渴求战争的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历史修正主义与日本“再军事化”之间正在形成相互滋养的危险闭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实质是通过重构历史叙事来解构战后体制对日本的制度性约束，核心目标是摆脱军事束缚，推动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方向转型。“再军事化”的推进也在不断为历史修正主义创造政治空间。近年来，日本政府刻意渲染“外部威胁”，将安全焦虑与历史叙事相结合，持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并不断强化扩军备武相关政策。这种相互滋养的闭环，正在把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