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此轮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穿梭外交，具有重要的时空背景。一是危机陷入战场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僵局”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微弱的战线变化和巨大的人员伤亡表明，仅通过军事手段结束危机的代价和难度越来越高。

二是在部分国家，战争的“疲劳感”加速向战略上的“焦虑感”转变，战略耐心、经济韧性和社会共识承受压力，对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更为期待。

三是乌克兰危机最终可能出现“多输”局面，迫使各方对于恢复接触对话、探索政治解决方案的兴趣重现。

此次出访有助于明确各方立场和关切，减少因沟通不畅产生的误判，争取各方把“促谈”作为绝对优先议题，置于停火、止战、战后安排等阶段性目标之前。

此外，中国特使的两轮“穿梭外交”都把重心放在欧洲，这表明在中国看来，化解危机不仅需要解决各方的现实安全关切，还需要从危机爆发的根源入手，特别是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