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给中国的启示是：绝对不要和世界“脱钩”

环球时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并没有改善，西方继续视俄罗斯为威胁和对手。您认为这种敌视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意识形态不同、地缘政治竞争，还是民族和历史的纠葛？这种敌意是否也存在于中国和西方之间？

郑永年：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敌意有多重原因，并非任何一个简单的单一原因造成。首先是历史和地缘的原因，当年沙俄帝国的扩张曾给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其次，现在我们常说俄罗斯是欧亚国家，但在更早的沙俄时代，俄罗斯不仅把自己视为西方的一部分，更希望代表西方，这就构成一个“欧洲模式”和“俄罗斯模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第三，无论欧洲文明还是俄罗斯文明，都是一种宗教文明。宗教文明是扩张性的文明，“信仰自己的上帝，贬低其他人的上帝”。这意味着，无论是从地缘、安全、经济、文明等角度还是意识形态看，俄罗斯和我们今天认为的西方一直是一种全面竞争关系。

但上述很多因素并不存在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首先，中国是世俗文明，是一种inclusive（包容性）的文明，不是exclusive（排他性）的宗教文明。其次，中国和欧洲没有任何地缘政治之争，中国也不是一个扩张性的国家。

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和欧美的争论，在我看来非常流于表象。欧美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欧洲早期阶段，换句话说，他们警惕和反感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中国现在推行的是具有中国文明、世俗文明性质的社会主义。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会像俄罗斯和西方的矛盾那样难以化解。

环球时报：苏联解体后，美国人有过长时间的庆祝，甚至已经开始预判“历史的终结”，同时西方还认为，中国可能也会重复苏联的老路。您怎么看这样的心态？

郑永年：我始终认为，要客观公正地总结苏联的经验，不要太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事实上，同样是计划经济，但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的就非常不一样：中国对权力的理解不是绝对的，而苏联讲权力时，主权就是绝对的主权，产权就是绝对的产权。这实际上还是一种西方文明的认知——西方认为权力只分两种，要么绝对公有，要么绝对私有，并由此演化出苏联和英美这两大主要模式，只是苏联的绝对中央所有制度已失败，而现在英美的纯粹私有制度也遇到很大麻烦。

在历史上，解体前的苏联中央政府垄断了约90%的生产资料，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尽管也是计划经济，但中国的公有制不是简单的中央公有制，而是各级政府公有制，大部分生产活动由地方政府掌握。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苏联在改革时根本没有动力，而邓小平从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到各个地方的改革能推行得很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寡头政治、寡头经济也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当年苏联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经济资料都由中央一些人主管，国家一解体，这些人就立即成为巨大无比的、能影响国家政权的寡头。而中国则没有，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苏联解体对今天的中国最重要的警示和教训有哪些？

郑永年：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苏联解体这一事件中吸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绝对不要和世界“脱钩”。回看中国自己的历史也是一样的：唐宋时中国是很强大的，但明清封闭后就逐渐走向落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强调搞“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像苏联那样“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在国际大局中成长起来。为什么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始终想和中国“脱钩”，但就是脱不了？因为中国已经将自己和世界整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一些反华人士或冷战派想和中国“脱钩”就能脱的。

开放意味着市场，只要中国保持开放，西方就打不垮中国。不仅打不垮，中国还能吸引很多人。不要忘记，有观点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有4亿中产阶级人口，已经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而且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水平并不低。在提出“共同富裕”的计划后，许多国际机构和学者都在研究，到2035年时中国会有多少中产阶级。比较高的估计是8亿人，较低的也有6亿人。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对全世界都极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