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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从外部看像当年苏联,从内部看像晚清

环球时报 2021-11-25 1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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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是不能与时俱进”

环球时报:回首30年前,当您还是一名年轻的政治学者时,听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消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这些事件还在继续影响着您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吗?

郑永年: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是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在某种程度上亲眼目睹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在我看来,苏联解体对当时中国、西方乃至苏联自己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件让人无比震惊的事情。可以说,在我这些年的人生中,还没有另外哪一件事能让我感到如此惊讶,甚至直到今天,我依然还能回想起当时的震惊和不解:那样一个强大的苏联,到底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而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世界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答案。

我本人是学国际共运史的,苏联的解体对我的个人学术生涯也产生很大影响,它成为我上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英文文章写的主题是:民主与发展,真的可以同时推进吗?该如何推进?后来,我又转向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可以说,这几个方向都和当年苏联解体给我带来的Shock(震撼)密切相关。

环球时报:苏联解体这些年来,您认为俄罗斯是否已真正从“苏联模式”中走出?其内部政治模式和与外部的关系是否发生实质性改变?为什么?

郑永年:今天的俄罗斯,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我倾向于认为这些变化更多是表象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其实俄罗斯也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看上去像建立了一个新政权,但无论从政治结构还是其背后的文化精神来看,它和以前的沙皇俄国并没有太大区别。从西方的视角来看,西方认为苏联可以通过西方式的改革转变成欧美式的民主国家,但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实际上一路走来都很失败。苏联变不成西方式的国家——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某种强制的方式让它发生变化,但最终这种变化不会产生成功的结果。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今天的俄罗斯,从精神到结构上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因为它们是“文明性”的,只是外在表现形式在变而已。

但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的文明和模式并不必然导致失败,当年苏联解体也并不是一个必然结果。这些年有很多人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人从政治出发,有人从经济出发,有人从西方影响出发,但我倾向于认为苏联的解体主要还是由于内部原因——它不能与时俱进。

当今世界有几大主要文明,以西方文明为例,它从罗马帝国到宗教黑暗时代,从近代革命到今天“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其中很多元素都带有文明性和继承性,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文明随着时代发展有许多转型,有的甚至是非常痛苦的转型。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政治上层建筑,都没有做到与时俱进。苏联模式在早期很了不起,列宁有些想法很好,比如他认为苏联如果继续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一部分的话,将永远发展不起来,所以要先断掉这个链条,在成长后再重新回归世界。我们也的确看到,历史上苏联和西方“脱钩”后,它的举国体制使其在科技、工业方面都有很大提升,但问题是一旦“脱钩”,就再也回不去了。

苏联的举国体制,简单来说就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自我封闭,二是没有市场。这一体制在早期确实取得一些成功,但在后期投入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该模式就很难保证持续性。于是,苏联的经济模式成了另一个版本的重商主义。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早期都走过重商主义的路,即先保护民族工业再开放,但苏联关起门来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它的这套体系让它走向了彻底的孤立。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俄罗斯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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