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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因果不同于人口统计
人口统计数字庞大，但需要考虑的变量较少，相比之下，贸易政策制定需要的数据支持就复杂得多。由于国内就业与和进口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关于进口和就业的数据来自推演，因此从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带有误导性的。
2020年1月21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工作人员在阿拉斯加的托克苏克贝工作，托克苏克贝是美国阿拉斯加白令海边一个小渔村，是美国历次人口普查的第一站。
近20年来，美国人的失业可能并非是由产业空心化导致的，制造业回流也不一定能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因为生产扩张和就业增加之间的关联在减弱。
由于生产率提高，以西部硅谷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无需大量雇佣新工人就能实现产出增加。即使是制造业本身，其扩张也由技术和资本密集来引领，而非传统的劳动密集。新技术和新设备比增加人力更有力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即使美国从政策上推动制造业回流，落脚点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竞争力，而不是保障一些已经被淘汰了的低技术岗位的就业。有研究认为在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工作岗位中有87%是由生产率提高造成的，只有13%是由贸易导致的。
其实，这里面的门道美国人也都清楚，不改变外贸政策的背后还是出于对利益集团妥协的政治考量，而不是满足经济诉求。
毕竟发起贸易战，限制进口的好处高度集中在少数生产商那里，他们有强大的动力组织和支持限制政策。限制进口政策的成本则由大量客户分担，他们组织和反对限制进口政策的动力就要弱得多。
针对这种情况，著名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就指出：“保护主义措施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却让为数众多的消费者每人都承受了很小的损失。”
利益集团的集中就让实施进口关税成了相对容易实现的事情。而且，进口限制政策一旦实施就很难取消。削减关税会给特定利益集团造成确定的损害，给其他人带来的收益却并不确定。面临巨大损失的人会为了反对政策变化而激烈斗争，远胜过潜在获利者为支持政策变化的投入程度。这就让国会议员难以投票下调关税。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认为，“用反对票保护某个产业不受伤害，会比给10个产业提供帮助的赞成票更让选民铭记于心。”
美国的贸易战政策一经开启，越来越多的议员和政府都已经被政策绑架，难以脱离4年前设定的路径。
人口统计的变化还会以“冲击—反弹”的形式让政客更加努力地表演，以求让“选民铭记在心”。这种表演已经脱离了之前的政策。
比如，曾在罗斯福政府担任了12年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说过：想要缓解全球政治紧张局势，需要“公平、友好和正常的贸易关系”。“多年灾难性的经历已经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和破坏，这彻底证明了狭隘而盲目的极端经济孤立政策是不可信的。”
但遗憾的是，现在“狭隘而盲目的极端经济孤立政策”依旧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