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北约从未努力搞清楚叛乱。大多数专家和军人对其所运用的“部族的”“种族的”等形容词意味着对这一运动的现实严重缺乏了解。更主要的是，筹建一种可替代的司法系统、各个地区间的官员轮换、以阿富汗百姓为目标的有效宣传或许原本可从2003年起让有可能叛乱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警醒。

这种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某些灾难性的战略决策，尤其是没能预测到塔利班在东部和南部普什图族人区域之外的推进，和对乌兹别克斯坦人及塔吉克斯坦人的招募。此外，有关塔利班内部分歧的讨论如果能够为咨询公司行业提供充分的资讯，就绝不会出现相关的作战行动。另外，美国没能提出一种协调战略。自从美国开始出兵以来，巴基斯坦政策就是阿富汗问题的核心。自从1994年塔利班组织崛起以来，巴基斯坦一直支持它，原因主要是其与印度的对抗关系。

尽管北约在阿富汗本土的各种行动产生了瓦解塔利班的作用，但塔利班领导人因免遭美国打击而受到了保护。因此，所有反暴动的行动因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漏洞而注定失败。然而，美国的政策从未对伊斯兰堡施加必要的压力。

此外，在整个司法范围以外的特别军事行动不断增多是阿富汗百姓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暗箱操作确定的名单进行有针对性的清除，肆意逮捕，时而还实施酷刑，举止粗暴地培训民兵（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东部的培训），冒险与一些部族集团结盟，所有这些做法导致西方军队越来越不被接纳。西方军队没有帮助巩固公正且保障权利的当局，反而参与到当地的斗争中，促使战败者重新参与暴动。

最后，指导种种“国家建设”政策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观点，它使得西方大企业，主要是美国的，得以截取援助资金。一连串的外包做法使得获取合同缺乏真正的竞争。

除了上述情况，北约内部的种种困难或许也可为这一历史性失败添上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