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期间“停课不停学”，网课成了全国各地学校的选择。

应该说，中国互联网就整体而言发展程度较高，从而及时有效地在严格疫情防控措施与学生恢复上课之间建立了一种“应急式”的平衡。

但是，由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在边远贫困的地区和家庭，有一些孩子因为缺少相应的上网条件和硬件设施，也为上网课负担着不能承受之重。

湖北宜昌，爷爷循信号找遍大山，为孙女搭网课帐篷

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一家牧民为了女儿上网课，带齐全部家当，四处游走找网；

在西藏那曲，一名大学生爬上海拔4800米的山顶，蹲在雪地举着手机找信号；

在贵州六盘水，化学教师邓召礼夜里打着电筒爬上山顶给学生直播授课……

如果说上述这些都发生在边远地区或山区，那么在内陆的一些腹地乡村，信号覆盖“老大难”的问题也为不少学生和家庭带来了困扰——

在陕西省镇安县阳山村，多名村民因村中无网络信号，选择在离家5公里的野外为孩子搭帐篷、上网课，十几个孩子坐着小板凳读书，家长站立看顾，当地气温一度降到零下；

在河南洛宁上戈镇刘坟村，一名初中女生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在村委会旁“蹭网”“蹭光”，其父蜷坐在一旁伴读，被网友称为新版“凿壁偷光”；

在湖北汉川乡下，一名初三学生几节网课上完，耗尽了全家人仅有的20G手机流量，只得坐在有wifi的邻居家墙边，露天上课；

更有甚者，在河南邓州，竟发生了一位女初中生因无智能手机上网课喝药自杀的极端事件，万幸的是，涉事女生经过及时救治，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些事例背后真实反映出的“数字鸿沟”，是社会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陕西镇安，村民为孩子搭帐篷、上网课

河南洛宁，女初中生在村委会外蹭网上课

一位常年在西南地区追踪乡镇教育的记者跟岛妹讲，当地教育界“什么都缺”：

缺设备，电子设备的更新迭代过快，难跟上；缺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成本高昂；缺老师，即使设备资源勉强能跟上，能够有效利用设备资源进行教学辅导的老师也不多。平时如此，特殊时期更甚。

“是用平板电脑还是投屏上课”的城市之问，与“走几公里能到主干光缆”的偏远之思，折射出的仍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老话题——话题虽旧，问题常新。

其实，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19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是61.2%。在8.54亿的庞大网民队伍中，有2.25亿农村网民；截至2019年10月，中国行政村通光纤、通4G的比例双双超过98%；在线教育的用户则是2.32亿。

硬件方面的公开数据是，截至2018年6月，全国中小学校多媒体教室整体比例为89%，互联网接入率93%，95%以上的市县建成教育城域网。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网络普及率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的网络覆盖，在世界上横向对比，属于做得不错的。尚未通宽带的地区，大部分都是“自然条件非常恶劣，通信建设极为艰苦”的攻坚难点。

长期从事基层教育研究的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雷望红向岛妹介绍，目前网络覆盖、智能手机设备普及工作已有相当大的推进，除去少数西部地区仍有缺口，很多乡镇学校已开始为如何“治理手机”犯愁；此外，各地村部数字化建设为村委会连上了无线网，特困家庭可借其纾解困境。

但与此同时，“防疫期间的网课，让城乡学校、家庭经济和家长素质的差距充分体现出来”。

雷望红说，发达地区的一位校长，可能早在正月初，就开始策划20多门网课的课程大纲，学生家长也积极辅助教学；而防疫期间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家庭和学校条件匮乏、师资力量不足，学生的后续教育可能也会受到相应压力。

教师进行网络直播授课

“数字鸿沟”的硬件需要时间去慢慢填补，贫困带来的压力也非一日能解。但在“疫情”这个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大前提下，如何让“停课不停学”也能“一视同仁”地覆盖所有学子，则是各方力量都应当提前思考和布局的“底线问题”。

道理很简单：以前大家都在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教室里听讲，差距看不出；突然一停下来，要使用家中的资源，差距就显出来了。

在一般的年级，这些课程或许可以日后补上，但想想今年要面临中考和高考的毕业班学子就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学子应该因为学校之外的硬件条件而被甩下，他们也等不起、耗不起。

这方面或可类比一个其他例子。前几日我们写武汉封城后社区送菜的话题，和身处武汉的朋友沟通，这位岛友就说：他所在的小区，年轻人比较多，经济实力不错，大家都比较热心，通过线上业主群就可以和社区、物业、超市沟通，预订和购买物资；

但那些老旧小区、城中村，还有不少老人、贫困人群，他们可能不习惯线上购物，没有财力也没有条件，就必须依靠社区、志愿者上门服务。

换言之，不能只看大数据。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像教育、粮食这样的民生领域，需要格外关注那些被拉开差距、被甩下或者说“数据”没有覆盖到的人群。

这些领域或许在平时可以“价高更优”，但是也应当有“人人皆享”的基本保障。即便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觉得手机不是奢侈品、流量也变便宜了，也应当想到还有人并不这么认为。

前几天看新闻，有一所高校就给该校上万名学生发放了流量补助费，保障该校学生都能按时上网课。但那是财力相对较好的大学，而面临网课困境的，往往是那些财力并不充裕的学校和地区。

现在，相关机构和力量正在行动起来。

比如，就目前媒体反映出的情况，各大运营商已派技术人员突击攻坚，紧急敷设光缆，先解燃眉之急；教育部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第4频道推出空中课堂，开通直播卫星平台，覆盖网络信号弱、有线电视未通达地区；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也整合了优质师资、课件，向全国中小学生输出，均衡优秀教学内容。

雷望红建议，“各地政府、教育部门可以强化已有的临时性困难补助，补给有需要家庭，用于网络流量购买”。

17年前SARS爆发的时候，网络还没有今天这般发达。岛妹所在的疫情较轻地区，曾有毕业班老师为了不让同学们落下学业，选在空旷、人流稀疏的地方，给班上学生轮流补课，每次规模都不大，但不丢下任何一个学生，不管他的成绩优劣。

如今也一样有很多心急如焚的老师，担忧着班上孩子的学习进度。

在一些地区，有学校正组织学生借用教学设备、动用精准扶贫机制逐一帮扶，或者利用村镇行政力量开放公共区域上课，一家家摸底，一户户排查，“办法总比困难多”。

毕竟，教育是等不起的事业。

一名学生在收看成都七中远程课堂视频

文/点苍居士、在焉

编辑/公子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