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董向荣

近几日，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总体有了很大改观。在20多个省市出现确诊病例零增长，治愈出院的病例也越来越多。

但与此同时，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疫情开始告急。国内一些网友开始为这些国家的疫情防控感到担忧，甚至发出了“开卷考试，为什么不好好抄中国作业”的感慨。

事实上，由于疫情的态势、阶段不同和各国国情的差异，这份疫情防控的作业还真的不好抄！

国外疫情严重程度与中国不同，有些“硬核”暂时还没有必要抄。

此次疫情暴发正值中国大规模春运，近30亿人次规模的流动使得中国不得不采取了很多“硬核”举措。

而其他国家的疫情，除了“钻石公主号”游轮和韩国大邱庆北地区、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等地外，暂时还没有严重到需要下猛药的地步。

有些措施，正如“呼吸机”一样，不到特别必须的时候是不会用的，政府也很难说服公众来配合防疫。

得益于中国的努力，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认知更加清楚。比如，中国在第一时间对病毒进行基因测序，逐步摸清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潜伏期等。

中国及时地将有关信息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共享，这使得其他国家能够无须再重复这些工作，直接拿来应用即可。

如果说湖北省的防疫是1.0版，那么中国其他省市的防疫是2.0版，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防疫可以称作3.0版了。

比如，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科学家们做出的新冠感染者80%以上是轻症病例的结论，一些国家采取将有限的医疗资源向重症患者倾斜，轻症患者则主要通过医生指导、适当用药和居家治疗来解决问题的措施。

新加坡一开始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也有国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慢慢平静下来，理解这是一个可行措施和策略，只要人人做好防控，不用过度恐慌。

日本采取的也是这样的策略，通过全社会公布“看病指南”和电话咨询后就诊等避免出现医院内交叉感染。

有些国家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所不同，在社会动员上很难采取一样的方式，很难“抄作业”。

比如，中国采取的是“顶层设计”、“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模式。国家一声令下，数万医务人员奔赴湖北省，开展紧急支援。中央发布命令，各个省市对口支援湖北省的一个地市。

国外不少国家等国都是实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是本地区先民选出来的，我这个省或市怎么能用本省纳税人的钱、物和人力来支援其他省市？这基本办不到。

在中国，为避免病毒传染，不许大规模人员聚集，一声令下，全国都能做到。但是在其他国家，“令行禁止”很难做到。

以上周末首尔市的大型集会为例，基于疫情的发展，首尔市政府做出了禁止集会的规定。

但是，在野党称不许集会完全是借新冠疫情来阻挠反对党的集会，“什么都和新冠肺炎联系起来，分明就是在打压反对势力”。

首尔市市长朴元淳赶到集会现场，苦口婆心劝集会人群立即解散回家，结果遭到示威人士的围攻谩骂。

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甚至有点“不可思议”。

还有，在一些国家，对人身自由、隐私权等相当敏感。

我们采取的小区封闭管理等措施，中国的老百姓多数都很理解、很配合。

但是，在其他国家，这涉及个人行动自由的问题，不太可能采取这样的“硬核”措施，只能“软核”，只能劝说、建议你居家隔离。

再比如我们使用的健康码，通过扫一下识别健康状况，给出入公共场所和复工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也留下了行踪和痕迹，这在有些对个人隐私非常敏感的国家，就很难行得通。

同样，还有一些医疗体系比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可能也很难“抄中国的作业”。

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1月30日的声明中指出，“世卫组织应加强对防范和应对的支持，特别是在脆弱国家和区域。应当制定措施，确保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能快速开发和获得潜在的疫苗、诊断工具、抗病毒药物和其他治疗手段。”

对这些国家而言，可能需要的是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援。

总之，遏制疫情的蔓延是现在很多国家的当务之急，各国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加强应对，更应该因地制宜、发挥各自的优势应对疫情。

虽然都是抗击新冠病毒，但是各个国家可能拿到的A、B、C卷，没有完全正确的标准答案，只有不断地结合国情和社情民意进行探索。

中国也希望在控制自己疫情发展的基础上，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信息共享与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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