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李小飞刀

最近，肆虐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一场大蝗灾在国内也引起不小的关注。

想来，大家这么关心的原因，一方面是这场灾难的破坏力足够大。

这场蝗灾的罪魁祸首沙漠蝗虫，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能吃、最能飞、最具破坏力的害虫之一，每天能随风飞行150公里，存活时间3个月左右。占地一平方公里的蝗虫群一天可吃掉3.5万人的口粮。

非洲之角的受灾情况最为严重。光是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境内的沙漠蝗虫数量就已达到约3600亿只。而且这一地区的蝗虫还在不断繁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如果不加以遏制，蝗虫数量可能在6月份达到目前数量的500倍之多……

埃塞俄比亚农业部统计，约有6.5万公顷作物受灾，2200多万人口的粮食短缺问题雪上加霜。吉布提1700个农牧场中，有80%以上被蝗虫侵害，将近30%的人口面临饥荒。

这场蝗灾还蔓延至西亚和南亚部分地区，波及伊朗、也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巴基斯坦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而在印度受灾地区，芥菜、蓖麻、孜然和小麦等农作物损失严重，甚至面临绝收。虽然目前蝗灾得到一定的控制，但印度农业部门预测，今年6月蝗灾威胁可能加剧。

另一方面，国内这么关心的原因，也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让大家对自然灾害更加敏感。尽管有不少专家表示蝗灾侵入我国的可能性很小，网上担忧“可防可控”，希望千万不能大意、要防患于未然的声音仍然为数不少。

疫情未了，蝗灾又来？我们有必要慌？

要预测未来得先了解过去。

我们国家自古以农业立国，种田跟搞大工程是中华民族的种族天赋。有文字可考的跟蝗虫打交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

对蝗虫，老祖宗是很有经验的。

以前有俗话说，“大水之后，必闹蝗虫”，“先淹后旱，蚂蚱连片”，“身黑头赤者，武官蝗；头黑身赤者，文官蝗”。老祖宗总结出蝗虫闹成大灾的两个原因是，天灾人祸：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的诱发，以及，政局不稳、文武官员忙着捞钱、政府对灾害不作为。

这两条经验放到现在依然管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分析。2018年5月，气旋风暴“梅库纳”袭击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沙漠地带，降雨促使沙漠中出现季节性湖泊。高温湿热的环境促进植物生长，为当地沙漠蝗虫的第一波快速繁殖创造了条件。

五个月后，另一场气旋风暴“卢班”袭击了附近的也门和阿曼交界处，再度为蝗虫的繁殖推波助澜。在此期间，当地沙漠蝗虫繁殖了三代，数量增加了8000倍。

此外，由于连年内战，也门缺乏防范蝗灾的系统和能力，导致蝗虫群不断壮大并向其他国家迁飞。在索马里，部分地区由恐怖组织控制，蝗灾防控措施无法有效开展。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蝗灾的记忆远去了。但在历史上，蝗虫给中国曾经带来了深切的苦难，这种记忆是刻在基因里的。

比如“秋”这个字，现在很少有人再深究它为什么是左“禾”右“火”。因为蝗虫有趋光性，所以每当蝗灾来临时农民们就燃起大火，让蝗虫自往投扑光亮而死，所以，在用火驱赶杀灭蝗虫的秋天，庄稼才能丰收。

蝗灾和水灾、旱灾在我国历史上并列为三大自然灾害。《清实录》资料统计，清代共发生“蝗灾”137次，其中大面积的蝗灾占42次。据《清史稿》统计，清代各类虫灾共计257次。清朝一共268年的历史，平均下来，几乎每年就会发生1次虫灾以上，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蝗灾。

可怕的是，蝗灾不是孤立的，闹蝗灾之前，往往暴发水灾或者旱灾，为蝗虫的大规模繁衍提供土壤；蝗灾之后，颗粒无收的老百姓举家带口逃荒，死在路上的人能达到出来逃荒的一半。勉强活下来的人往往无力将尸体及时妥善处理，如果是酷热天气，尸体内的病菌迅速传播。更是进一步加剧了疫情的蔓延。

上面是现代学者做的一张图标，中国历史蝗灾年频数与战乱年频数、疫灾年频数变化趋势相当一致，这基本上预示了战乱、瘟疫与蝗灾的频繁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者对历史上的蝗灾做了大量研究发现，国内蝗虫的物种和发生的环境基本没变，就是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三种（沙漠蝗虫这种输入型成灾的基本没有），扑杀的方法基本从唐朝开始就已经很成熟了。

变化的是人的观念。

在南宋以前，受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影响，儒家相信天灾是天意，蝗虫的出现是上天对皇帝的警示，蝗灾发生是上天对皇帝为政不力的惩罚。

闹了蝗灾，臣子首先要批评皇帝有哪些过错，皇帝再沐浴更衣斋戒不吃肉焚香祷告一番。唐玄宗时候的宰相姚崇打破迷信坚决灭蝗，其他人对他的评价却不高，苏东坡就批评说，姚崇这一套治标不治本，要消灭蝗虫得先修德。

而民间相信蝗虫是“神虫”，出现蝗害时，如果不祈祷捕杀，人们认为会触犯神灵从而招致更大的祸患，越杀越多。祈祷之前，要请专人作祷祠，不行祈祷之礼就不敢捕杀。直到解放前，祭祀“虫王刘猛”的庙还是遍地都有。

此外，蝗灾也从来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考验。康雍乾时期，吏治抓得严，州县卫所官员，遇蝗灾不亲身力行扑捕的，借口邻境飞来，推卸责任的，革职拿问;该管道府催扑捕不力的，降三级留任;布政使不查访，扑捕不力，降二级留任;督抚不查访，严饬催捕的，降一级留任;协捕官不实力协捕，酿成灾害的，将所委协捕各官革职。

等到了乾隆一死，吏治松弛，荒政中的腐败现象日益增多，诸如欺瞒和索贿行为开始出现于治蝗之中。因为清朝政府有规定，一旦发现蝗灾，就要调集军队助民“捕蝗”。军队到达灾区后，即向当地多方需索，不但要好吃好喝招待，而且要送一笔可观的贿赂，否则，这些军队便以“捕蝗”为名，把地里尚未被蝗虫吃尽的庄稼故意踩得稀烂。老百姓是很实际的，他们知道，这些封建军队实在比蝗虫更可怕，与其引来兵灾，还不如忍受蝗害。

这种现象，从清中后期一直延续到民国。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并不是没有爆发过蝗灾，资料显示，严重蝗灾平均每间隔3-5年就爆发一次，其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为严重，七十年比较好，八十年代又有反复。

不同的是政府的作为及社会的准备。其中措施很多，只举两条：

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航空事业非常薄弱，但是在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受空军领导的民用航空局相继成立后，为灭蝗做了很大贡献，用军用飞机喷洒药物效果很好。1951年在皖北飞机灭蝗的过程中，有一次飞行员飞到皖北时，弄错了机场，降落在一块芦草地里。刚一落下，几千个正在打蝗虫的老乡蜂拥欢呼：“毛主席的飞机！毛主席的飞机！”。

当时河北黄骅甚至给灭蝗飞机开了一个1000多人的欢迎大会，有代表向老百姓发言说，“我们黄骅原来有土匪、地主恶霸、水灾、蝗虫四大灾害。政府已经领导我们除了土匪、地主恶霸，和水灾三大害，现在毛主席又派飞机帮助我们来除最后一害了。”

另一条是依靠宣传、文艺、教育等手段，破除民间的蝗虫迷信。在生物学专家看来，这是他自信此次非洲蝗虫灾害在我国境内肯定不会成灾的原因之一：经过多年的宣传，我国农民本身的意识和敏感很足，又有基层直报站帮助，蝗灾能够在一开始就得到控制。

专家对刀哥说，建国后我们不是没有发生过蝗灾，只要遇到气候条件有利于虫卵孵化的时候，就会有虫情发生。也正因为如此，每到一定季节基层都会保持一定警惕，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控制，对蝗虫的认识和经验也比较足，直报系统是有效的。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蝗灾相当于流感，而非冠状病毒。

有网友质疑一些专家的说法，比如没有发现过中国历史有因非洲蝗虫造成的蝗灾这一条。他们认为非洲的动物可以在我国的公园里生存，为什么非洲蝗虫不能？我国从古到今发生过多少次蝗灾，仅仅就因为非洲蝗虫没有在中国地域出现能就可以掉以轻心？

非洲的动物可不是自己来的，是动物园花大价钱“请”来的，非洲蝗虫要想入境，走中线翻越喜马拉雅山肯定不行，走北线从阿富汗和中亚进，一二月份那里气候太冷；从南边绕过中南半岛从雨林入境，蝗虫卵又不喜欢太湿热的环境，孵化率很低，两条路等于都堵死了，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喜马拉雅山以西闹沙漠蝗虫灾害而中国境内只能找到个别标本的原因。

在我国境内，主要还是以东亚飞蝗、草原飞蝗和西藏飞蝗这三种防治为主，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治理，东亚飞蝗孳生地由近8000万亩下降到目前的2200万亩，发生密度持续控制在较低水平，近30年来未出现大规模起飞危害；草原蝗虫危害面积减少35.7%，连续10年未暴发大规模草原蝗灾。这并非侥幸，背后是有许多驻守基层的技术人员和农牧民辛苦付出所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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