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心力交瘁，在这个位置上还得坚持。”

湖北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应该是实情。疫情当前，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堆在湖北红十字会面前，他们显得手忙脚乱，其应对表现被舆论判定为“极其糟糕”，由此引发的对红十字会铺天盖地的质疑，更让红十字会难以招架。

如果说，郭美美事件属于红十字会躺枪的话，那么这次公众的愤怒和不满，都直指红十字会的具体工作疏漏。不仅湖北红十字会（武汉红十字会），整个中国红十字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它能走出这次空前的公共危机吗？

在对红十字会发出合理质疑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认清一个现实，如果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彻底垮了，这不仅是红十字会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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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疫情的这些天里，对武汉红十字会的质疑一个接着一个。

新浪微博账号“@协和医生Do先生”1月30日称，武汉协和医院的物资即将用尽请求社会支援，他强调“不是告急，是没有了。”1月31日，网上有传“协和医院西院自制口罩及塑料袋充作防护服”引起全民关注，后被医院辟谣。

此前，湖北省为了避免混乱，强调所有捐赠物资都要通过红十字会。而《三联生活周刊》在报道中称，武汉红十字会位于汉阳的武汉国际博览中心A馆仓库中的捐赠物资堆积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随即有媒体称，根据武汉红十字发布的《物资使用情况公布表》，其向莆田系医院武汉仁爱医院和武汉天佑医院分别调拨1.8万个KN95口罩，只向抗疫一线医院协和医院调拨3000个口罩。

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消极怠工吗？亦或者如网上质疑的红十字会根据亲疏远近关系来决定物资发放数量和顺序？

有一些问题武汉红十字会说得清。

据一些媒体的采访报道，只有10个人在加上50个志愿者的武汉红十字会已经是超负荷运转，24小时轮流轮岗了。武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耘在1月29日对媒体表示“对网上的骂声感到委屈”。大多数志愿者仅经过短暂的培训就迅速上岗，工作中的混乱无法避免。

自称目前在武汉红十字会做接电话工作的志愿者yumikosally分享说，发现红十字会的办公环境很旧，又非常缺人，感觉有点跟不上时代。他说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捐款资金会公示，但需要时间整理。

有接触过红十字会的捐赠者表示，“但后来发现至少从我们的经历来讲，红会对接的工作人员真的是非常踏实认真，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告诉我们流程怎么走，帮我们检查东西是否合规”。

老实讲，以这样的人力和能力去应对从全国各地甚至全球涌来的捐赠物品，对于武汉红十字会来说确实很难。

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当时从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涌来的捐赠物资登记、寻找也是个巨大的难题，四川省委省政府花费巨大的力气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靠的是一省对一县这样的方式解决的。据说，当时连中央拨给四川的4万顶帐篷都找不到在哪里。

这次也有人表扬四川红十字会和杭州红十字会的公示和分发做的好，但也应该看到这些和武汉红十字会在接收到的物资数量上的差别。数量级别带来的差异不单是工作态度或者办公软件现代化能解决的。

也有一些问题武汉红十字会说不清。

舆论一度还集中于质疑武汉红十字会有没有分配权？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多次在接受媒体访问和发布公告称，所有红十字会接受的物资均由湖北省或者武汉市防控智慧中心调配，不是由红十字会调配，因此整个事件与湖北红十字会无关。

而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疫情指挥部并不统一负责分配，只审核和批准三家定点机构的分配方案，也未曾修改或驳回湖北省红十字会上报的分配方案。

到底武汉红十字会和莆田系医院之间有没有关系？现在只有网上的一些猜测，武汉红十字会还没有出来辟谣。

关于武汉红十字会的谣言也呈丛生状态，从最早的收取6%费用到倒卖“寿光蔬菜”再到最近的“拦扣上海医疗队专用医疗物资”。

反击谣言一度成为武汉红十字会公告的主要内容之一。红十字会陷入了漩涡之中。

2

质疑、改革、再质疑、再改革，这些年红十字会不断经历这样的循环。

2013年4月28日，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的赵白鸽在红山就庐山地震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立下“军令状”，如果两到三年仍然扭转不了“黑十字”的印象，她主动请辞。

在这个发布会上，赵白鸽主动走到每一个记者的座位前，与记者们交换名片，并请记者们对红会进行监督。

1989年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并获得生物医学博士的赵白鸽，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后临危受命接任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力图对红十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2012年她成立第三方独立监督结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社监委”），由16名委员监督对红十字会的社会捐赠款物使用、资助项目等。

在赵白鸽立下军令状一年半后，她本人也因年龄和职务变动卸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职务。由她启动的改革与不再收到关注，高调成立的“社监会”颇受争议，黯淡收场。

红十会的争议仍在继续，“夏送棉被”、“救灾仓库转租事件”等等。

而红十字会似乎也没有尝试对社会的质疑做出详尽解释，不再频繁的召开新闻发布会，即使是轰动一时的“救灾仓库转租”事件，也仅仅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声明来自证清白。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卫生部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接任红十字总会会长，继续推动红十字会改革。

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红十字法，重点就是希望通过加强红十会监管体制建设，通过进行第三方审计等方式，恢复红十字会的公信力问题。

当年12月，上海市嘉定区就通过依法选举产生了全国红十字系统的第一个监事会，加强红十字会系统内部的监督。

从中国红十字会的官网看，预算、决算、审计报告、项目透明公布也基本上在2015年以后步入正轨。

有业界专家评论，红十字会近些年是有明显进步的，一些项目确实做到了业界标杆。

问题是这些进步在多大程度上匹配公众期待，公众是否又能够更加理性地去看待红十字会。

白岩松曾在一期节目中直言：“郭美美真的跟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郭美美已经几个月之前放了，但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还把红十字会关着呢，这点是不妥的。现在人家都在加班做该做的事情，当然他们都会更加信息公开和透明，我们需要明确地监督，鼓励他们！”

白岩松所期待的这种良性互动，现在形成了吗？

从原则上来讲，红十字会的主要功能是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比如战争、自然灾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所以在平时就应该注意能力建设，使自身具备相应的动员和协调能力，尤其是动员大量志愿者的能力。

公信力的重建当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如何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展现能力，从而赢得公信力，恐怕是红十字会下一步要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