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民主党的温和派不能以某种方式在初选中脱颖而出，明年11月的最终角逐在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之间展开，那么美国自冷战中期开始的逐步衰落过程将被暴露在世人眼前。那将是美国现代记忆里首次没有中间派政治候选人的选举，美国民众可能将被迫在粗鄙的民粹主义右派和激进的民粹主义左派之间进行选择。

美国中间派在总统竞选中面临困境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多面性的悲剧故事的高潮。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总统党内初选制度逐渐稳固下来，削弱了党魁们在所谓“烟雾缭绕的房间（译注：美国政治行话，指幕后权势者边抽雪茄边进行政治决策的秘密集会）”里的影响力，且迎合了各党中派别情绪最浓重的人。前几十年里，党魁们选择的一向是稳妥、温和的候选人，尽管他们不一定有鼓舞力，但通常是负责任的。可以说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总统都是党魁幕后商议的结果。艾森豪威尔还在军队的时候就被共和党党魁发掘了。放在今天的选举制度里，他恐怕永远出不了头。尽管他是一位杰出的分析师、组织人（译注：指一切以组织为重、失去个人身份的人）和战争英雄，但他并不是很有个人魅力，演讲谈不上有说服力，拍照也不是很上镜。

1959年，苏联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邀访问美国

“烟雾缭绕的房间”听起来有些污浊，但它最符合美国国父们的精神——特别是詹姆斯麦迪逊——他更希望美国实行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在共和制下，民众对国家的统治是间接的，必须借助他们几年才能更换一次的精英阶层。民主制则意味着民众可以更直接地统治国家，他们惯常受到狂热和激情的左右，而今天的社交媒体恰恰又放大了这种效应。正是在这些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党魁的暗箱操作和媒体的行业准则（媒体机构尽量秉持中立、追求客观，综合地考虑问题）合宜地融合的在一起，引导美国走过了冷战并保存了其共和制。

回想冷战结束后在不同环境下选出的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再拿他们跟当年引领马歇尔计划的杜鲁门、力排众议避免与中苏正面交战的艾森豪威尔、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肯尼迪，签署民权法案的约翰逊，苏联解体后仍能在海湾战争中保持克制、把握限度的老布什进行比较，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当然，约翰逊关于越南战争的悲剧性决定是个例外，这一点我下文会提到。

假设2016年大选提名程序仍然由党魁操控，假设我们仍然处于印刷媒体时代，那么杰布布什州长可能以微弱优势击败负面新闻更多的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成为总统。这样一来，他将被共和党建制派一流的外交政策顾问团簇：理查德哈斯、罗伯特佐利克、梅根奥沙利文等（译注：以上分别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行长、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他的执政方式会更像父亲老布什而不是兄长小布什。他掌权后故事将变得乏味。他确实不是个能量很足的人，但美国社会、同盟体系以及世界地位都将比当下牢固得多，行为比当下明智得多。特朗普是大众直接民主和数码视频时代新生事物共同催化的产物。同样的因素可能会催生一个民主党选手，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引发激变，“媲美”特朗普在言行和作风上的失范。美国的国父们可能会震惊于我们在本质上怎么从共和制变成了民主制。像杰布布什这样的人原本是要统治一个共和制国家的。

无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多么可怕，对美国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美国政治的蜕化是从二战之后开始的。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还未彻底带美国走出大萧条的时候，备战建设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快速启动作用。1945年战争结束时，空中轰炸和地面战斗摧毁了世界上除美国之外所有工业国家的基础设施。它赋予了美国无法估量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持续数十年。战争带来的经济社会活力，带来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创造了郊区财富平均的奇迹，也产生了新的广大中产阶级。公民权利、反犹主义的式微，以及太空计划，最终都可以视为战时奋斗释放出来的经济活力和社会变革的衍生品。

越南打破了这个魔咒。越战之前，美国人对政府和政府决策流程还是有一些信心的。毕竟，政府带领我们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了繁荣，还把人类带入了太空。但越战使左派知识分子和建制派媒体得势，给予了他们可以高谈阔论数十载的无限谈资。伊拉克战争的重大损失更是给了这些媒体和知识分子又一波让他们可以评头品足的谈资。美国已今非昔比，也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团结了。

耗时八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士兵累计死亡4496人、伤病47541人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冷战使美国政治保持了严明纪律。尽管它延长了美国的伟大时期，但越战也动摇了其国本。如果我们在2000年大选时仍沉浸在冷战中，如果我们仍然是由党魁提名候选人的共和制，那么共和党的长老们可能会聚首并委婉地告诉老布什，他的儿子小布什并未完全作好出任总统的准备，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积累更多经验，比如先担任内阁秘书之类。但随着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处于随时触发核末日的对峙状态，所有这些纪律和常识都消失了。需要担心的因素少了，现在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当总统。

由于不再需要像冷战时期那样保持警惕，极端党争尽管不利于美国外交，但似乎也不大要紧。美国国内政治不再“适可而止”，因为人们觉得美国不再需要一致对外了：毕竟大洋对面的世界看上去比1989年以前危险性更低。因此，冷战的结束预示着美国国家政治进入党派激化时代。

当然，这些趋势中有许多是相互重叠的，而且总是有例外：老布什通过了总统初选（这种选举度制在1988年再次得到加强）；约翰肯尼迪是电子媒体时代的最佳人选。吉米卡特不是一个很好的冷战总统，而巴拉克奥巴马也不是后冷战时期特别糟糕的一任总统。尽管所有细节不可能同时满足，但潜在的趋势如同交响曲反复徘徊的节奏一般显而易见。

最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大国的基础设施逐步恢复、全球化落地生根，我们见证了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经济和技术变革，它们动摇了美国的政治统一，并逐渐破坏了中间派。美国的中产阶级从根本上被削弱，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美国东西海岸那些风度翩翩的国际化精英更倾向于靠拢文化层次、收入水平与自己相近的欧亚精英，在情感上大大疏远本国内陆同胞。从一种至关重要的心理层面上说，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不再像过去那样忠诚，不管他们承不承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全球化的。

精英群体在逐渐抛弃自己的国家，曾经与自由主义相得益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被移交给了粗俗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大多数人在精神上就是流氓无产阶级。这样一来，2020年的大选可能面临着在两个粗鄙的民粹主义者之间做出选择。

对于媒体而言，衰落时代就是黄金时代，他们就是靠危机发家致富的。越战、水门事件、伊拉克战争，到如今中间温和派的彻底没落，成就了一批又一批记者。当然，这些记者也只是凭着良心在做本职工作。但他们的名气和成果是和国家的繁荣程度、幸福指数呈反比的。

全程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伯

如同处理小规模远征战一样，大众社会能够很好地处理全面战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拯救了我们。但对于死亡人数规模较大、不牵涉美国本土的普通家庭的中等规模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大众社会就处理得欠妥。老天保佑，千万别再打全面战争！但除非有真正靠谱的温和派领导民主党，否则只有非常根本性的大变局才足以扭转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