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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中国学者讲述“平成30年”:日本“变小”,中国变大

环球网 2019-10-18 1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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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0年,中国和日本为何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日本德仁天皇的即位典礼将于10月22日举行。

30年前,明仁天皇1989年即位时日本年号由“昭和”转为“平成”,也就是这一年,《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旅日学者岳光当时作为留学生来到“后工业化”的日本,开始他的“平成”之旅。

如何评价这30年的日本以及中日之间的变化?

在岳光看来,这是见仁见智的话题,他表示,作为留日的“歪果仁”,并“斗胆”自认为是“平成时代”的一个见证人,概括起来就是——这30年日本去掉了头上的光环由虚向实,而中国正放下心里的包袱全面奋进,中日彼此更加近距离观察和感受对方的时代已经开启。

从《日本名列第一》到“第二次战败”

我是1979级的大学生,专业是企业管理。当课堂上初次听到松下、东芝等日本企业及其先进的管理经验时,真的像打开了一扇天窗。当时美国学者傅高义在《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一书中说,日本正在创造“后工业化”社会的样板。彼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而日本却进入“后工业化”,这无疑加深了我对日本的好奇心,有了找机会去日本“见识见识”的念头。

本文作者岳光1990年在日本留学时的留影。

本文作者岳光1990年在日本留学时的留影。

1989年10月19日,当我推着行李箱走出日本成田国际机场大楼时,感觉眼前的现代化建筑和北京的首都机场航站楼隔着一个时代。我操着看得懂、能表达、听不懂的“单行日语”乘坐机场巴士,从千叶县向东京进发。一路上一片田园风光,进入市区后,巴士在上下三层的高架路上疾驶,楼群密集得像竹林一样,楼宇间小汽车川流不息,好像流淌的血液……当时就想:“真是没有不先进的,日本‘后工业化’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

实际生活中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商品的丰富程度:便利店星罗棋布,还有24小时营业的,这是第一次见到。日本人的生活可以持续到深夜。对于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来讲,晚上去便利店买东西,成为排遣寂寞的方式之一。大型超市商品琳琅满目,“没有买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欧美的进口商品竟然比日本产的还便宜。记得我当时在一家超市里专门找有没有中国商品,结果只发现三种:天津甘栗、遮阳苇帘、棉布汗衫。

当时来日本的中国人还比较少,我在街上吃的第一顿饭是“广东面”,店主是位老华侨,他问我:“是来打工的吗?”我说是留学后,他就不做声了,但过了会儿用筷子给我添了一大块叉烧肉。遗憾的是,此后30年,都没有再去过这家面馆,不知道老先生后来如何。

我在日本读的是经营科学硕士,按规定2年后毕业时需修满30个学分,但我总计修了45个学分。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学得越多才能越接近于了解日本。当时的日本经济正处于鼎盛期,日本的目标是和美国“平起平坐”。1989年底的一天,日本各大媒体登出一条惊人的消息:三菱地产公司收购纽约的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我问研究室的日本同学怎么看这件事,对方无不自豪地说:“我认为日本在经济上已打败美国。”我只能暗自着急,心说:“日本果然争到第一了,那中国就差得太远了。”

1996年,本文作者岳光在静冈县滨松市举办的中国汽车摩托车投资准备会上。参加者为静冈县中小企业家。

1996年,本文作者岳光在静冈县滨松市举办的中国汽车摩托车投资准备会上。参加者为静冈县中小企业家。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1989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分别为3400多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说明那段时期人家经济搞得比你好,因此日本“变大”了。这也让日本的“眼光”更高了。我平时喜欢逛书店,这里比在课堂上更能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想法。那些年,日本右翼学者有关“中国崩溃论”的书很畅销,整个上世纪90年代这种论调都很有市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僵化的制度,抑制人的创造力,因此经济最终必然破产,苏联就是样板”。我和日本人交流时,话题多是对日本新鲜事物的了解,其实内心里还是生怕中国落后于对方。

1978年,邓小平访日期间在乘坐新干线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记得我第一次坐“子弹头列车”新干线是1994年底,是就职后从东京到静冈县出差的路上。我当时盼着这次出差,就是想体验一下这样的速度和现代化。

恰恰是1994年前后,中日两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大事件。日本这边是经济泡沫破裂,日经指数从最高的40000点跳崖,此后一路下滑。我认识的一位知名的日本金融学教授,他的讲座每次都爆满,但他的股票也被套了,最后不得不割肉逃出。因一曲《北国之春》而声名大噪的日本歌手千昌夫,80年代后期搞房地产,被称为“歌唱的不动产王”,可惜后来负债额达1000亿日元。他申请破产后,往日光彩不再,只能每日躬身卖艺,还债度日。到9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导致地产业不景气,三菱地产1996年不得不卖掉洛克菲勒中心。日本学界和媒体开始讨论“零增长”问题,这个提法颇具政治杀伤力,评论家堺屋太一说,从高速增长一下滑落到“零增长”,世界上绝无仅有,这就是日本的“第二次战败”。

回看中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激起国人的奋发热情。我们意识到,其实中国的问题就出在自己身上,发展速度慢的根本原因是思想包袱太重,遇事先将方案考虑周全,然后再去实际操作,这个想法是没错的,但问题是态势变化不等人,你想要一个周全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日本和中国的决策层都面临同样处境,解决问题的区别是更看重哪头:是抓机遇,还是避风险?

2004年,本文作者岳光和儿子在伊豆半岛

2004年,本文作者岳光和儿子在伊豆半岛

日本“变小”,中国变大

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的麻烦接连不断,但日本普遍采取的是“保守治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出现衰退迹象,银行加大业务收缩速度,客户的业务中凡没有短期内盈利的项目一律砍掉。以我当时所在的一家日本公司为例,社长一开始是鼓励我独立开拓中国业务,向日本企业和研究机关、政府部门提供有关中国经济动态的分析报告。这是一个每期16页的月刊,名字叫《FORECAST(预测)》,是日本国内第一个由企业投资,却站在第三方立场分析中国动态的出版物。经过几年努力,该企业初步建立信誉,客户主动找来谈业务合作,项目好不容易由“零”发展到盈亏平衡,但经济衰退后,该项目因“没有盈利可能”要被叫停。社长不忍心但又很无奈,《FORECAST》只出到1998年底。

相反,中国企业的改革却是“大刀阔斧”。1996年到1997年期间,我参加了一个中日政府合作项目,利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资金,为国内某省编制长期发展规划提供政策评估和项目支持调研,我作为翻译及协调员和日本专家一道深入企业调研。当时接触的地方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和员工都对大胆改革持理解态度,对未来抱以期待。日方专家在私下讨论中也感叹,在日本已感觉不到变革的勇气。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顽强地扛住了,并且抓住加入WTO、举办北京奥运会等大好时机,实现连续高速经济增长,进而吸引更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理念。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3.6万亿美元,而日本为5万亿美元,日本又“变小”了。

中国不仅变大,也变“快”了,特别是在能源供给、互联互通、交通运输领域形成世界最大社会基础设施网。中国高速铁路2008年才开通,比日本晚了40年。2008年我带日本客人到天津考察,初次坐上自己的城际高铁,舒适和快的感觉就是“理所当然”。只10年的时间,中国高铁里程已长达3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信息和交通的革命性变革,改变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地理概念。一旦中国人的观念改变,奇迹必将发生。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本文作者岳光(右)到访仙台当地特别救助队。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本文作者岳光(右)到访仙台当地特别救助队。

从“日本经验”到“中国道理”方

所谓日本“变小”当然是相对的,它的工业和科研实力依然摆在那里,比如日本诺贝尔科学类奖得主已接近30人,中国目前只有屠呦呦一人。那么,中国是否要把超过日本人的诺奖数量当成一个目标呢?我现在不这样想了。中国的问题永远比日本多,甚至比美国多,而且更复杂。因为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这个现实决定中国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国家。所以,以他国为目标进行追赶,不是自己的出路。

现在网络上经常看到“善意”的提醒,比如说“你的手机中有大量日本元器件,说明技术上日本依然远比中国强”之类的,这说明他们不了解现实中国的课题,只是将某项技术超越对手视为成就,这就叫“以物累心”。我前年参观东芝公司时,日本企业负责人说:“我们用的叶片毛坯是江苏一家民营企业生产的。我们离不开中国企业。现在华为、中车以及中国的大飞机制造企业都在走系统集成这条路,说明中国企业并不落后。”

这些年,工作之余,我总要抽时间到仙台的鲁迅纪念碑看看,静静地在鲁迅雕像旁的石头上坐一会,有时心里会有一些纠结:“鲁迅当年留学的课题是救亡,他后来找到了目标。而我留学的课题是学知识,现在知识有了,但知识依然是外在的,判断的标准依然在别人那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岂不是白来一趟?”从一个日本朋友的言谈中我找到答案。他曾是国会议员的秘书,经常到中国出差,他和我多次谈及自己的观点:“中国政治安定,定下来的事情立刻就做,所以能成大事。而日本前些年首相换的太频繁,根本没有稳定的经济政策出台,这样下去日本就完了。”

为什么日本人的抱怨多了起来?我认为,两相对比,中国的做法是日本人没有经历过的,是新鲜事物,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向世界展示不同的发展路径。如果能将这一过程的细节把握好,并适当调整,最后将其归纳在一起,这不也是学问吗?确实,自从我这样思考问题以后,眼前的“日本经验”似乎不再那么深奥,可取可舍任我自由。

最近几年,日本媒体频繁出现马云、任正非、李书福等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在普通日本人心中激起波澜。一个61岁的日本网民在看了介绍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的报道后认为“美国梦已经结束”,并留言说:“这样的中国企业会不断出现,今天的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只要不断地去尝试,眼前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当年像我一样的中国人到日本来长见识,而现在,世界又反过来研究中国的经验,这说明一个事实,只要自己的立场和方法得当,就会加速发展。当然,学习他国的经验依然重要。

本文作者岳光(左四)与日本中小企业家座谈。

本文作者岳光(左四)与日本中小企业家座谈。

“生涯现役”,日本的无奈

30年的“平成时代”,日本也在不停地自我调整。傅高义当年书中提到的日本“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其实是在老龄、少子化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近来日本媒体上出现“生涯现役”的提法,意思是“活到老,干到老”,这恐怕是无奈之举。此外,通过促进消费维持再生产,也是日本的当务之急。2050年前后,日本的人口估计要减少到明治时代的水平。地方的经济活力会被东京、大阪这样的超大城市吸收,年轻人可以来大城市,但高工资会被高房价抵消。如何应对各种危机,对日本人来说,也是考验。应该强调的是,日本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文化、技术上的优势尚存。

当我结束30年“平成之旅”,回国前和日本朋友告别时,他们很不舍,但也为我的选择感到高兴。有日本朋友说:“认识岳桑后,我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在名古屋大学,我还见到当年读研的中国同学,谈话中感觉他们依然非常努力,成绩也很不错,这又让我想起自己的留学生时代。我很欣慰,我们这一代“见识日本”和“对比中日”的课题已完成,而新留学生们将肩负未来30年的课题。今天,中国又迈上一个大台阶,在日发展的中国人今后的出路肯定也更加宽阔。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岳光(作者为旅日学者)

责任编辑:傅鑫 CM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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