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请您简单介绍下什么是“通识教育”？它“国民教育”有何区别？

邓飞：“通识教育”跟“国民教育”其实没有任何直接关系。通识教育是香港高考必考必修的学科，而国民教育是一个教学项目，需要有明确的课程，目前还不是明确的学科。2012年香港反对派发起所谓“反国教”运动的时候，其实就是反对把“国民教育”变成明确的学科。

在回归前，“通识教育”只是选修，而且选修的人很少，没有什么参考价值。“通识教育”科2009年开始正式在香港高中推行，要求所有的同学都必须要修读应考，三年之后的2012年，从改革后的香港高考开始，“通识教育”学科就列入必考，现在香港学生考大学需要考四门：语文、英语、数学和通识。而其他的中外历史、物理化学等都只是选修。所以对香港学生来说，想要考大学，“通识教育”是绕不过去的，科目重要性可想而知。

“通识教育”包含个人与人际关系、香港、中国、全球化等六个单元，但它的仅仅只有一个课纲，没有固定的教学范围，甚至也没有课本，基本上就是根据课纲来与每天发生的社会时事相关联。“通识教育”目的是要学生掌握分析社会时事的能力，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并没有说哪些东西“一定要考”哪些“一定不考”，考试的形式有点类似于内地考公务员的“申论”，但篇幅要求没那么长，通常是给出六道题，前三道是必答题，后边三道题中选一题来作答，需要学生有较强的融会贯通能力。

环球时报：现在香港“通识教育”的开展状况怎样？青年人在修例问题上再度显露激进的一面，香港“通识教育”是不是存在问题？

邓飞：“通识教育”在开展的头三年，都有一道必答的题目是关于香港政治的，而且考得很深，当时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学生肯定要跟着高考的指挥棒走，所以这样一来，考生就被引导到准备政治性的题目上来了。在这之后，香港高考“通识教育”考试题里又突然没政治性题目了，但由于2014年开始，香港出现非法“占中”等一系列事件。导致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政治性很强的题目肯定绕不开，还是要花大力气准备。

其实对于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考环保、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这些科学的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往往最头疼政治性的题目，因为政治性的题目背后牵扯了大量的非常专业的政治学和法律学知识，这是十七八岁的年纪理解不到的。这就好比是性教育，“通识教育”中的政治题目提早启蒙了年轻人对政治的兴趣，就像性早熟一样。

另外，“通识教育”出现的问题并不完全在课纲和考试题目里，问题还在于施教的老师，他们相当一部分人有自己的鲜明政治立场，甚至还可能是非常激进的人。那么在“通识教育”这样一门相对比较开放的科目上，他们的教学自由度要比其他学科大得多。比如讲历史，唐朝不可能变成汉朝，知识不能随意更改。而“通识教育”就不同了，有比较激进的教师以“课外实践”的名义，甚至带学生到反对派煽动的游行集会现场，很容易就参与到激进活动中了。

环球时报：那么像香港这样曾经是殖民地的地方，通识教育是否应该具备一些特殊性？

邓飞：现在香港的“开放式通识教育”其实很碎片化，很没有条理，不成系统。至少我没有看过任何权威的教育研究学者曾论证过，这种所谓的“开放式”教育对基础教育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教育规划。尤其是网络时代知识的碎片化，使得学生在“开放式”学习的时候更加缺乏条理，更多接受的是一些网络上很片面的、处于垄断地位的成见，这样的话，偏见反而被加固了。而对于香港这样的前殖民地地区，在“去殖民化”的工作都没有完全完成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思维习惯、媒体、以及人们对国家的认识和认同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很容易对英国人或者是西方殖民者产生“印象中的美好”，因为这些年轻人大多数出生成长在1997年之后，对97之前的理解就是一张白纸，这种“印象中的美好”就可能通过这种“开放式”的课程和考评固化。而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就很难进入到同学们脑海里去。

环球时报：也就是说，在自身情绪、教育、媒体渲染等因素影响下，香港学生的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很容易出现偏差？

邓飞：对年轻人来说，朋辈之间的不良影响非常可怕，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圈子，里面有几个人要去参加激进活动的时候，如果不去，你很快就被孤立、被逐出朋友圈。这在校园里的年轻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在这种压力下，很多人本来不想参与激进活动，也就在“羊群心理”作用下参与进去了。

环球时报：是否可以理解为，反对派其实在把持香港的“通识教育”？在这次“修例”风波中，您有没有观察到西方反华势力在教育界的渗透迹象？

邓飞：在教育界里，反对派的力量相对比较强，比如一个典型的教育平台就是所谓的“教协”。不过，在一些有教育领域参与者的激进行动中，并不是“教协”去推动一些激进力量，而是一旦出现激进的教育领域的人，他能通过考评或者其他渠道，掌握控制通识课，即使他本来并不属于“教协”，未来也非常有可能会被“教协”拉拢收编。可以说，是反对势力“绑架”了香港“通识教育”。

这次“修例”事件，外国发声很明显比非法“占中”多很多，昨天(1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对前美国驻港总领事包道格的采访，记者问“什么情况下会动摇‘美国-香港政策法’？”包道格举了一堆的例子，里面有一条是跟教育相关的，他提到一旦在香港“强制执行内地的教育标准”，就有可能使香港在美国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被重新解释，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环球时报：您认为包道格的话透露了什么信号？

邓飞：这说明美国在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议题方面，是很处心积虑的，谋划得很深。美国跟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在插手香港方方面面事务上，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这是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一点。

环球时报：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对教育进行改革？

邓飞：教育的问题就应该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特区政府教育局曾提出一个中学课程的修订咨询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四门必修学科要“减减肥”，让学生可以腾出时间精力去应对选修课，尤其是理科。因为香港理科选修人数在下降，我们相信香港在未来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人才培养上理科基础教育不能落下，但是现在必修学科占用了大部分的学生的选修学习时间，所以要振兴理科，就必须要释放空间。

环球时报：仅仅改变学科结构是否能解决问题？

邓飞：高考科目上做大的调整并不容易，因为这牵涉到香港高考制度的国际认受性。在课堂之外，我觉得“通识教育”相关的教职人员应该有更加广泛多元的选择，不能都是长时间被那些在政治上有激进偏好的人占据。比如，前段时间一个在网上发表“辱警”言论的“通识教育”老师赖得钟，他就是考评局通识教育科目委员会主席的主席，后来事情发生后才辞职。

环球时报：您曾呼吁“国教再难也要推”，但是，“国民教育课纲”在目前的香港社会环境下是不是已经无望推行了？

邓飞：事在人为，我坚定地认为在最“无望”的情况下，还是要推，要打正招牌，理直气壮，否则的话局面会继续恶化下去。现在“国民教育”这个名字在香港被妖魔化了，越是妖魔化，就越是要迎难而上，最起码应该在初中和小学单独列一门课程，这些基本价值观的课程，应该在小学和初中就已经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