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刘戈

“要我去照顾你吗？”

“不要！”

这是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和妻子武汉市第三医院重症病区护士长蔡利萍永诀之前的最后对话。

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让所有人潸然泪下的场景——蔡护士长穿着全套的防护服跟在殡仪车后哭喊，绝望地看着他的丈夫刘医生被拉走，最终化为一捧灰烬。

医生丈夫和护士妻子，这是全世界任何一家医院里最常见的婚姻组合。在官方书面表述中他们常被合称为“医护人员”。

假设在同一场景下的，不是刘智明和蔡利萍，而是另外两位“医护人员”，他们的最后对话可能会是怎样？我的答案是——差不多。

因为支撑这两句对话的，是两段誓言。一个是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个是护士的，南丁格尔誓言。现代社会，世界上没有哪个行业，在入行的时候，需要集体宣誓某种誓言。

源自2500年前古希腊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早已成为全世界医生的共同行为准则。现在，它被演化成不同的版本，各国医学生入学的时候都要进行宣誓，不管他们使用哪个版本，精神内核都来自于《希波克拉底誓言》。

这是《医学日内瓦宣言》的最新一版：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奉献于为人类服务。我对我的老师给予他们应该受到的尊敬和感恩。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派别或社会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间的关系------我出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

而所有的中国的医学生在入学的时候会一起宣誓这样一段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护士们则是在毕业或正式成为护士时宣誓，她们的誓词被称作《南丁格尔誓言》：“余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谨誓！”

每年512护士节，很多医院的护士们都会重温南丁格尔誓词，由老护士长向当年的新护士授帽。年轻的护士们虔诚地半蹲下来，前辈们把燕尾帽戴在她们的头上，认真整理好，来自南丁格尔的神圣责任通过这样的仪式一代一代传承。

5月12日，是南丁格尔的生日。以一个外国人的生日作为节日，这在中国的所有法定节日中这是唯一的例外，这也也足以说明医护工作超越国别、超越种族、超越意识形态，为人类福祉服务的特征。

出身富贵之家的南丁格尔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开创了护理事业，让护士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她被世人称为“提灯女神”，那盏灯，给遭受苦难的人类带来了光明。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现在，在武汉、在湖北，在很多间病房，医生和护士们在和病毒战斗，在和死神赛跑。他们的毅然决然和一往无前就是患者们黑暗中的一盏盏灯。

很多年之前，有一位都市报的总编和我谈起他获得劲爆选题的秘诀：“我让记者每天到急诊室蹲着，基本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我看着他得意的面孔，胃部感到不适。

他说的没错，如果在2019年12月4日7时30分，他派的记者蹲在北京民航医院的急诊室，就又能拿到一篇独家新闻。这一天，杀人犯孙文斌用一把屠刀割断了医生杨文的喉咙。

此前孙文斌95岁的母亲孙魏氏因多种疾病送到民航医院救治，因为对治疗不满意，孙文斌说“我妈要是还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

悲剧的是，这场事先张扬的血案最后还是以最惨烈的方式发生了。

2020年1月16日，孙文斌被判处死刑，2020年2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依法裁定驳回孙文斌的上诉，维持原判。

此时，新冠肺炎肆虐，很少再有人关心这件事的进展了。

如果没有这次惨剧，杨文医生这个时候有可能成为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的一位，在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人的同时，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礼赞。可惜她永远再没这样践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机会了。她还会被铭记——作为一名恶性刑事案的受害者。

让我惊讶的是，即使这样一个疯狂的杀医案，依然有不少人和部分媒体为凶手辩护，他们在貌似客观的表达了杀人有罪的看法之后，把表达重点放在医保制度、医生收红包及服务态度不好上来。这些看法是过去20-30年，众多伤医、杀医案凶手作案潜在的心理基础。

在抗疫前线，没有任何人质疑“医护人员”这份工作的神圣性，但回到复杂的日常，这份本该圣神的工作是否神圣则被打上了问号。部分患者，他们把就医当作买菜，强调按质论价，不承认看病这件事的特殊性。

曾经有一段时间，各级消费者协会积极介入医患纠纷，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套用医疗服务，众多主流媒体也是这种观点的积极推动者。同时，很多医生也拒绝自己职业的神圣性，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

我在知乎上找到不少医护人员对医生是否是一个神圣职业的讨论。

一位医生说：“别讲什么"神圣"、"天职"的陈词滥调，你们不是经常说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吗，怎么到了医生这里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医生护士被打被杀的时候就没人说立个病人誓言患者守则什么的，一到了非典禽流感的时候就搬出这些忽悠我！我连续三天在负压病房抢救禽流感病人你们在哪里？我在给自己不洁注射导致整个大腿蜂窝织炎臭气熏天的吸毒患者换药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凌晨三点去急诊科收被多家医院拒绝的坠楼农民工你们在哪里？在这个行业干了快十年以后，我的看法是：有些中国人，真不值得我像希波克拉底誓言或者其他狗屁誓言里那样作践自己。

另外一位医生在楼下跟贴：“曾几何时，我也相信医学的神圣崇高。可是后来我发现，你相信，别人并不相信，或者说是选择性的相信。当他们要用道德来要挟你的时候他们似乎相信，而当他们作为伤害医务人员的凶手或者旁观的看客的时候，医生就是一群只知道收红包的杀人犯。君不见伤医新闻的评论里，总是会有人说“要是那个医生没错人家砍他干嘛“，还会有一大堆人点赞，请问这些人何尝觉得医学神圣了？

一位医生插话道：“当年宣誓的时候，也没说还会挨打啊！”

一位年长些的医生跟帖：“医学是神圣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已经垄断了治病救人的能力以及权力，这一点是你无法反驳的。我们作为医生，其实有时候不能说值不值，更多的时候，应该是不得不，因为我们不做，没人去做，更没人能做。不管怎么样的人渣，我们没有权利剥夺他们生的权利。”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这样总结为什么说医学从业者是世界上最神圣的职业。

其一，社会责任重。社会对于医生这个行业要求的专业素养是极高的，每天看病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医疗行业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供方主导不能欺诈，需方有难不得拒绝，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其二，成才周期长，在很多国家，进医学院是最难的。进来之后经过至少十年的时间，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医生，这是其它的行业没有的。

其三，职业风险高，一线工作的医生和护士感染疾病的概率要大，传染病爆发，一线医生和护士，常常是最多最早的牺牲者。

另外由于医学的局限性导致容易出现医疗差错，面对的特殊群体，常常是处于负面情绪爆发的边缘，来自于病人对我们身心的伤害概率也比其它的行业要高。这可以作为“为什么说医护人员是神圣的职业”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

杨文医生遇害后民航医院的医生是这样对待凶手的母亲的：“直到昨天晚上，我还要继续给凶手的妈妈提供医疗服务，还不能对其他家属感情用事。说了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太阳照常升起，我晒到身上可还是冷。她再也晒不到了。”

尽管医生们会说不想被“神圣”绑架的气话，但杨文医生的同事们在冷静下来之后，依然会按照他们的誓言去做，在同事被杀的当天，继续为凶手的母亲提供治疗。这样的职业不算“神圣”，难道还有什么职业可以称得上神圣呢？

尽管比起十年前中国的医保制度不断的增加其公益性，个人负担比例不断降低，看病尤其是大病的负担已经大幅降低。目前，和同等GDP国家相比，中国医保的覆盖率更广、医疗水平更高、个人医疗负担更低。

但曾经一段时间医疗服务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医患对立的认知惯性一时半会儿还未消除，让医护人员成为殉难者和出气筒。同时，不得不承认医疗制度设计和执行中的不到位，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制造这种怨气。

例如，分级诊疗制度一直执行不到位，形同虚设。大家各种小病都要去三甲医院，因为是小病，患者认为医生开各种检查都是只想着赚钱，而没有各项检查费用三甲医院早就维持不下去了。患者觉得不被重视觉得被多花钱，医生觉得疲劳工作却在做着没有价值的事情，容易产生对立情绪。

另外，一些地区的医保入不敷出，有些甚至跟医院有巨额欠款。患者抱怨医院不愿意收某些医保的病人，不收就得自费，自费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对医德的质疑随之而来。

还有，一些媒体的不实报道也成为医患关系的离间者，例如深圳著名的“缝肛门”，记者根据患者家属的臆断，炮制出助产士因为嫌红包少出于报复将产妇的肛门缝住不是事实。

所有的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只要患者明显觉得，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每一个具体的医疗行为和他自己收入相关，这种“神圣”感就永远建立不起来。当医疗花费变成和餐馆点餐一样的账单，摆在患者面前，接下来因为一块一次性毛巾到底用了还是没用的纠纷就会必然发生。

刘智明医生之后，一位年轻的医生夏思思被病毒击倒，她是迄今为止牺牲在抗疫一线的最年轻的医生。她的父母都是“医护人员”，而刘智明和蔡利萍的女儿现在也在医学院就读。这不是巧合，虽然伤医、杀医案搅的医护人员群体情绪波动，但在医疗卫生系统中，子女承父业母业的比例还是远超大部分其他职业。

一位医生总结这个职业但有三个别的职业没有的优势：

第一，是反馈及时。医生每看一个病人，都会得到一次反馈，人生随时会得到奖赏的。

第二，是终身学习。任何医生必须一辈子不断地补充知识。这样的人生大概率也不会无聊和颓废。

第三，是受到尊重，被人需要，有更大的机会当一个好人。

这可能是医护人员更愿意支持鼓励自己的子女从医的原因吧，他们在行医的过程中体验到了这份神圣的职业带给自己人生的满足感和崇高感。尽管，这种崇高感时不时地被各种纠纷和不快冲击一下。

英文里，医生和博士是一个词，在中文里，医生被称作大夫，而大夫是古代中国对又有学问又当官的人的统称。博学且受人尊敬，是不同文化对医生的共同定义。

一场疫情遭遇战，让医护人员职业的神圣性成为社会共识，但疫情过后，回常态，这种共识并不能自动延续。

最要紧的先决条件就是医疗保险机制公益化、福利化的改革方向；其次是让医护人员有和他们的学识及付出配得上的薪酬回报；第三是国家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投入，吸收更多的医生和护士加入到医疗领域中来满足人们群众日益提高的就医需求，第四是国家要鼓励更多的民间投资进入到医疗领域，满足不同层级更加高档的医疗服务。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止2016年，中国医疗卫生总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5%，同一口径计算，我们的近邻发达国家日本是10.2%；和我们处于同一收入水平的国家巴西是8.3%；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7.1%，古巴11%。

也就是说，更多的投入是补欠帐，这也是让“医护人员”重回“神圣”职业的条件之一。

作者是财经评论员、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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