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是个很会折腾的皇帝。除了靖难、迁都和改制等几件大事之外，光是北伐蒙古就有五次之多。臭名昭彰的东厂，便是由他设立。东厂与锦衣卫互相勾结，使得明代的特务政治迈上升级之路。太监通过司礼监掌控东厂，又借助于东厂对锦衣卫加以监视和控制，攫取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更多政治权力。朱棣忽视并破坏了父亲朱元璋所设置的种种规定，给了宦官步步为营、攫取权力的机会。
一
东厂的成立时间，史学界尚有不少争论。有学者认为，在洪武朝就已经有类似东厂这种机构出现——比如“绳顽司”这样的宦官机构，担负着搜集情报的职能。
从现有史料也能看到，朱元璋很早就使用太监搜集情报，监控官员。比如早在洪武元年（1368）就曾使用太监悄悄侦察浙江省参政郭景祥。在铲除胡惟庸的过程中，丞相谋反的情报，也是首先由宦官获得。想必在朱元璋的安排之下，太监早早地盯上胡惟庸，实施了最为严密的监控，所以才能夺得告发丞相的首功。朱元璋一贯重视情报，也曾利用各种手段搜集情报，使用太监从事情报工作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
虽说洪武朝存在着与东厂职能相似的宦官机构，但它最多只能说是东厂的前身，并不代表东厂就是朱元璋所创设。
商传先生研究认为，东厂的初设时间固然是在永乐朝，但不应晚于永乐七年（1409）。[商传：《永乐十八年始设东厂说不确》，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也就是说，在永乐初年，朱棣就已经创设了东厂。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东厂是在纪纲被杀之后，系朱棣为限制锦衣卫权力而设，其初设立时间为永乐十八年（1420）。这也是《明史·成祖本纪》和《明通鉴》等史书中的说法，所以影响最大。
在《明史》中，除《成祖本纪》之外，《刑法志》也记载了东厂成立之事，却没有确定初设时间，而且措辞相当模糊：“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然卫指挥纪纲、门达等大幸，更迭用事，厂权不能如。”[《明史》卷95，《刑法三》。]
“即位后”这三个字，只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时间。一个“盖”字，更是说明了作者的为难之情，也即对初设时间的难以把握。另外，“东安门北”的选址，可说明东厂初设该是在迁都之后，但是作者给出了因纪纲强势而导致东厂权势无法与锦衣卫相提并论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东厂在纪纲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并不是在迁都之后才开始设立。
从《明史·刑法志》的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确定的创设时间，《明史·成祖本纪》在表述上虽然持有非常肯定的语气，却很难让人完全信服。上述史料的错乱无序，足令人瞠目。东厂初设时间之所以无法确定，也可以从中找到部分原因。
我们怀疑，东厂的设立在当时就是一件秘密事件，其运行也始终处于非常保密状态，朱棣存心不让别人知道，史官也便无从查证。
在以上三种主要观点中，我们更倾向于认同商传先生的研究结论：东厂的初设时间是在永乐朝初期，而且不晚于永乐七年（1409）。也就是说，在永乐初期，厂、卫便已经开始并立。只是这个时期，太监地位虽有很大提高，但东厂地位尚且衰微，所以人们只知有卫，而不知有厂。
二
不管东厂成立于何时，其获得重用应该是在纪纲案发之后。太监的地位变得越发隆起，也与纪纲一案直接相关。纪纲获得朱棣信任之后，竟然利用锦衣卫扩展权力，并图谋不轨，迫切需要对其进行限制和监控。其时告发纪纲图谋不轨的是宦官。从这一细节出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在朱棣的授权之下，东厂很可能早已开始了对纪纲的侦察行动。
在永乐朝，东厂也可能早早就担负起搜集情报的职能。朱棣相信太监，也将监军的任务交给太监，派出郑和远下西洋，据说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包括寻找建文帝下落之事，朱棣也可能交给东厂。因为有学者研究指出，“设立东厂，也含有侦察建文帝下落的用意。”[温功义：《明代宦官》，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9页。]
如前所述，东厂的职能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这与锦衣卫大致相当。既然工作性质接近，同样富有侦察情报工作经验，当纪纲坐实谋反之罪，锦衣卫变得不可信时，朱棣自然会改而重用东厂。
在纪纲被杀之后，他手下的一些重要党羽，如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并没有随之而全部受到株连。朱棣对他们的惩处明显地有所保留，而且锦衣卫中的不少力量都被充实到东厂。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分子，很快就找到了再就业的机会，只是单位变了，上班地点变了。
据《明史》，在纪纲被杀前后，东厂的权力范围尚且“与锦衣卫均权势”。但在不久之后，东厂的实际权势就明显地超越锦衣卫，不仅分掉锦衣卫的威权和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实施监控。
总之，东厂和锦衣卫，这二者相辅相成，人们习惯并称为“厂卫”。明代的情报职能由此开始变得更加发达，朱棣希望通过这种设置，既能取得某种叠加效应，同时也可以互相牵制，防止某一家机构独大。此外，也可由此实现多途搜集情报，可以将各方所得情报互相印证，避免被假情报所误。这正是孙子“五间俱起”所要达到的效果。
胡濙当初被朱棣派出去寻找建文帝，在他身后，始终另外有人悄悄地跟踪和监视。胡濙的一举一动，朱棣便可以全程掌握。一次，有一个少数民族的酋长希望用他的樱桃和胡濙换书。胡濙爽快地将书送给酋长，却没有接受酋长的樱桃。等胡濙回京汇报工作时，朱棣突然问道：“樱桃是小东西，路上也可以解渴，你为什么不接受呢？”胡濙立即明白，自己原来一直是被全程监控，不由得暗暗吃惊。
不只是胡濙，朝廷中的大小官员也都会受到严密监控。即便是出门搜集情报的锦衣卫，也会受到多方“关照”。“关照”他们的人，则是宦官。这就是朱棣的巧妙设计。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毫无自由可言。
在永乐朝，情报机构的基本局面是厂、卫并立。东厂的属官没有专职人员，其中有不少都是从锦衣卫招来。比如掌刑一般由由一个锦衣卫千户担任，理刑则由一个百户担任。除了部分官员之外，还有大量差役都是来自锦衣卫。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在纪纲死后，东厂实力更加雄厚，宦官完全把持着大局。在司礼监的内部，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被僚属称之为宗主，总领东厂的则称厂公或督主。锦衣卫所搜集的情报往往需要经过东厂，经过厂公之手，才能报给皇帝，所以锦衣卫地位沦落，远不如东厂强势。
这种厂、卫并立的精巧设计，可以看出朱棣的匠心独运。东厂的强势，似乎不能用“后来者居上”简单概况。毫无疑问，东厂和锦衣卫都是强权部门，但这两个部门由谁来主导也很有讲究。朱棣的设计思路是，通过没有军权的东厂来监控拥有一定军权的锦衣卫，而不是相反。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纪纲这样的威权人物重新出现。另外，虽然是由东厂主导，但是东厂的队伍中充斥着大量的锦衣卫，这也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
所以，这已经是东厂独大的局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并立”。成功控制锦衣卫之后的东厂，也很自然地成为新的威权部门，明朝的历史也会由此而打上浓厚的宦官印记。
三
并非所有的锦衣卫都可以随意进入东厂，而是要经过非常严格选拔。选哪些人呢，东厂有个非常独特的标准：只选那些狡黠和乖巧的士卒，不要那些老实巴交的人。其中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不够狡黠，便没办法完成各种特殊任务；如果不够乖巧，就不能充分领会太监意图。
其中，差役长也叫档头，专管侦伺。平常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顶端尖锐，穿的则是青白色带着衤旋褶的衣服，上面系着小布条，脚下则穿着一双白皮靴。
档头的手下，有几个听差的，叫番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番子，正是他们承担了基本的侦察任务。京城的那些亡命之徒，骗财的，挟仇的，都视番子为窟穴。因为平常刺探情报也都大量依靠他们，所以番子也可以称为“准特务”。他们四处打探情况，每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就秘密地通过番子报告给档头，档头再根据事情大小和情报的价值大小，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这就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很多无赖和土匪都赖以寄生，其中既有黑吃黑的情况，也卷进去不少无辜的臣民。无论是谁，一旦被卷进去，便坠入万丈深渊。
番子执行任务时，都有一套“黑话”，外人完全听不懂。比如，他们将每一个事件都叫“起敷”，花钱则叫“买起敷”。当探知有犯禁行为发生时，档头便率领番子赶到，在其门外左右派人把守，这叫做“打桩”。
当外围安插完毕之后，其它番子就会迅速地闯入室内，开始抓人，并当场进行审讯。这期间并不需要掌握充分的证据，也不需要出示符牒。如果当事人按照要求给足贿赂，番子自然就会径直离开。如果拿不出钱，或者不能让番子和档头满意，就会遭到严刑拷打。至于所用刑名，可称“干醡酒”，又叫“搬罾儿”，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罚要厉害十倍。
为了满足私欲，番子有时候还会授意那些挨整者牵连出一些有钱的财主，再对这些财主进行敲诈，逼迫其行贿。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多的金钱，那就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如果这些财主爱惜钱财舍不得行贿，或所给不多，满足不了特务们的要求，就会被栽赃并立即报告皇帝，随即就会被抓捕并关进镇抚司监狱。接下来，财主的命运就会完全由不得自己掌握，在各种酷刑之下，随时都会命丧狱中。
每月的第一天，几百个厂役便会围在一个庭院中抽签，然后各自受领任务，分别出发监视各级官员。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所审讯重犯的，叫“听记”；到其它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发现某奸事，胥吏一条条地记下来，再告诉坐记，再由坐记报告厂公，这叫“打事件”。这其实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情报工作流程。即使是在深夜，如果有情报传递到了东华门，也可以从门缝中及时塞进去，再有人及时地报告给皇帝。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可以知晓。有时候，就连某些家庭柴米油盐之类琐事，也会被皇帝知道，有的竟然在宫中被传为笑料。
皇帝之所以会将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抖露出来，倒不只是为了戏耍朝臣，而是希望起到某种震慑作用。朝臣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随时都被皇帝所掌握，他们不能不因此而惴惴不安，都对特务充满畏惧。
锦衣卫的情报情报工作流程也和厂差不多，需要完成搜集到传递这个过程，但是所得情报必须写出疏条上奏，这才能让天子知道。这样一来，他们的情报传递就必须要通过厂公完成，所以也会就此处于厂公的监控之下，锦衣卫的势力也因此而远不及厂。
总之，自从朱棣重用太监之后，太监专权的局面在明朝时有发生，司礼监地位日隆，成为不折不扣的权力部门。而且，这一现象几乎延续了整个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晚期，在大太监刘瑾专权之后，司礼监更加显出其强势。因为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缉事厂卫，全部都由其掌控。赵翼曾对明代皇权之外的权力机构情况进行过总结：“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廿二史劄记》卷33，《明史》。]首辅是类似于丞相的职位，但其权力仍然不如司礼监。司礼监在明代的权势之大，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本文根据《锦衣卫——畸变的国器》部分章节改写，属中华网军事原创，作者熊剑平。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