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行为通常具有隐蔽性，案件中的证据认定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普遍难题。近日，北京二中院审理了一起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运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判决张某向女职工王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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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张某系某酒店厨师长，王某系该酒店后厨员工。王某诉称，自2019年6月以来，张某在工作期间长期实施摸手、摸胸、摸屁股、搂肩膀等骚扰行为，造成其焦虑、抑郁等严重后果，请求判决张某赔偿其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张某否认其对王某实施过性骚扰行为。

法院查明，2020年9月17日上午9时许，王某去张某办公室拿厨师帽，王某拿完厨师帽后随即离开。次日，王某以在张某办公室遭受性骚扰为由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对双方作了询问笔录，张某在派出所出具保证书一份，保证认真反省，决不做影响公司形象和员工身心健康的事情，决不通过语言肢体骚扰她人，除工作之外决不和王某有任何接触。法院查阅派出所询问笔录，载有下列内容：酒店员工李某1评价张某“就是平时聊天爱开黄段子”，酒店员工李某2评价张某“爱开玩笑，有时候开玩笑开的有点重”。庭审中张某自述“人多时我可能说过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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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

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王某主张，张某在工作过程中对其进行性骚扰，并报警说明情况，在派出所调查中，张某出具保证书，表示自己会认真反省，保证“绝不通过言语、肢体骚扰她人。除工作之外绝不和王某有任何接触”。派出所询问笔录中，其他酒店员工亦反映张某“平时聊天爱开黄段子”，张某庭审亦承认“人多时我可能说过黄段子”，综合以上证据，王某关于曾受张某性骚扰的主张，存在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推定张某的行为侵犯了王某的人格尊严，并据此酌定其赔偿王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