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希望当下的我们能够通过接触历史，思考文明和社会的形成，丰富历史认知，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样貌。而触摸历史，离不开一手的考古发现。
近期，历史学者杨照《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第11册出版，这套书收录了他的“中国通史”课程十多年来备课讲解的所得。
杨照希望当下的我们能够通过接触历史，思考文明和社会的形成，丰富历史认知，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样貌。而触摸历史，离不开一手的考古发现。
6月6日晚，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中信出版集团，邀请杨照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做客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线上直播间，以“历史、现在与未来”为题，共同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历史与想象力的关联。这也是“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系列活动第131场。
杨照×许宏 / 活动回顾
中国考古学解答中国从何而来
从1999年到2019年，活动嘉宾许宏一直负责主持“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后来又走上了历史研究、考古研究的道路。
对谈中许宏分享到过去一百年来考古学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很多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2021年学界纪念了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考古学“是以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发掘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为起点的。”
瑞典学者安特生
许宏认为，中国考古学“是一门在西方科学大潮翻涌下、在一个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基础上诞生的学科”，它研究的是国粹。考古工作者花费大量的精力投身于对田野的探索，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古代遗存的真实面貌。
许宏曾经出版过《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在此之前，已有多部书名冠以“中国”的著作出版，比如许倬云的《说中国》、葛兆光的《宅兹中国》、李零的《我们的中国》，许宏提到，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些作品显现出了一种整体焦虑，关于“中国是怎么来的”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整体焦虑。许宏认为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写作者，正在前代人工作的基础上，努力去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汇合在一起，共同向公众讲述中国故事。
近年来许宏开始从田野考古学者向“沙发考古学者”转变，“甚至向杨老师靠拢，希望成为非虚构作家”，但是许宏自陈囿于研究局限，他的书写缺乏杨照在作品中体现的贯通感。他认可杨照作品中提及的对方法论的思考，在创作面向公众的阅读作品时，不应该满足于标准答案式的思考方式，而要帮助读者建立批判性思维。
这也是杨照写作通史的初衷，他希望在教科书搭建的骨架之上，填上“有血有肉”的内容。受钱穆《国史大纲》影响，杨照认为讲通史时需要讲解历史为何发生，历史最重要的变化发生于何处，讲解不能囿于单一的制度史或者经济史，需要更为灵活。
考古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实证的学问？阐释的学问？
考古学被称为“文科中的理工科”，讲究思辨和逻辑，但许宏认为考古学也需要想象力。
“这些古代遗存能够留下来的已经非常少了——无论是人为的破坏，还是自然的破坏。能够进入我们考古人的‘法眼’进行科学发掘的就更少了。我们发掘之后要对材料进行梳理，不可能机械地把所有挖出的东西都展现给公众，得告诉大家什么是最有用的。”
许宏表示，“没有想象力的话，你根本没办法用零星破碎的资料拼合出最大限度接近史实的图景。而且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根本不可能了解它的全貌。”
那么考古学到底是一门实证的学问，还是一门阐释的学问？许宏说，在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不止一位老师强调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但他越学越感觉考古学是一门阐释的学问。
以夯土为例，考古学者发现古人用来建宫殿、建城墙的夯土，和现在北方农村建蔬菜大棚的夯土是一样的。许宏认为，像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工艺，可以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工作来进行实证。但涉及历史学解释，目前为止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大家看同样的一批考古材料，不同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会对它们的定性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来。”
考古实证上不能回答的问题有哪些？对此杨照回答道：“这些人到底是谁？这些人为什么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这些人夯土背后在想什么？”虽然他们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可是我们不会因为实证的缺席，就不好奇、不问这些问题。杨照表示，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认知跟理解。在杨照看来，这正是历史之所以迷人或者对他来说最有趣之处。
那么，推理和想象力对于考古和历史写作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让许宏联想到了《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小节“不要把历史人物看得太重要了”，他很认同这句话，因为考古人没有办法看到具体历史人物，“我们只能知道用这批东西的这群人在这做了什么。”
在许宏接手“二里头遗址”工作的时候，前辈考古工作者已经做了四十年时间，他们这一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后续工作的。为什么谈社会、谈国家，都必须先从器物说起？许宏说，一开始，“二里头”就是一张白纸，前辈先发掘器物，器物出土于不同的地层，这样就可以建立时间标尺，而时间标尺是研究历史所有工作的基础。
“我最想了解的就是这群人他们怎么来筑这样的城，建这样一个大的聚落？”许宏的《最早的中国》里边有一个小节的名字叫“想出来的宫城”，讲述的就是中国第一个大十字路口和中国最早的宫城——通俗一点就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是如何在他和他的团队手中被发现的，这就是推理和想象力在考古学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