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500年前，一位叫乔达摩·悉达多的古印度王国王子，在历经10年的苦旅和思索后，最终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从而创立了佛教。
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方的齐鲁大地，一个叫孔丘的传道者，办私学、编《春秋》、修《六艺》，从而开创了一个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流派，后世尊称他为圣人。
大约100年后的古希腊，有一个智者以他独特的智慧开创了哲学的先声，成为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西方孔子”的苏格拉底。
谁能想到，在1000年后，这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智者和他们所代表的文明，会跨越欧亚大陆的千山万水，最后在敦煌相遇、融合并得以栖息。
一尊菩萨像的神奇之旅
在敦煌莫高窟浩瀚的文化宝库中，除了石窟、壁画和遗书记录下了人类文明的史诗外，还有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艺术，那就是塑像。
在敦煌莫高窟700多个洞窟中，现存2000多身彩塑，每一身彩塑，从塑像的形态到涂抹的色彩再到造像手法，都裹藏着厚重的世界文明密码。
众多的塑像中，编号275窟中的两尊交脚弥勒菩萨和思维菩萨的塑像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带有鲜明的早期古希腊文化的印迹。
敦煌莫高窟第275窟思维菩萨
古希腊文明的影子为什么会倒映在敦煌莫高窟的塑像中？从希腊到敦煌，这两尊塑像，在世界文明史的流动与周转中，究竟走过了一个怎样奇幻的演进之旅呢？
事情的源头要从2000年前开始讲起。
在公元前后数百年的时光里，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先后活跃着几个声名显赫的帝国王朝——
中国的秦汉王朝之前，在南亚次大陆，曾经诞生了古印度文明的恒河岸边，活跃着一个盛大的王朝，并在阿育王时代达到巅峰，这个王朝就是孔雀王朝。
作为古波斯文明的承继者，在两河流域文明的故地和伊朗高原上，几乎与中国的大汉王朝同时期也活跃着一个帝国，它就是安息帝国。
再往西，在地中海沿岸，风云变幻的地中海文明正进入到古罗马的恺撒时代，正是在恺撒的手上，古罗马像汉武帝开创的大汉王朝一样，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而在公元1世纪中叶，原先居住在敦煌—张掖一带的大月氏人，在经历了一番从西域到中亚到西亚的颠沛流离后，折回到以今天阿富汗为中心的广袤土地上，开创了名噪一时的贵霜帝国。
古罗马、安息帝国和贵霜帝国，这三个帝国与中国的大汉王朝一起，并称为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帝国。
在公元前119年之前，张骞还未打开通往西域的大门时，三大文明帝国虽然和大汉王朝互有耳闻，但并未发生有实质性的往来和文明的互动。随着张骞和后代文化使者们一代代艰苦的努力，这四大古国的文明终于沿着丝绸之路的溪流，不约而同地在敦煌相遇。
季羡林对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文明对话曾经有一个精准的描述：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再没有第二个。
那么，这些古老的文明是怎么在敦煌相遇的？为什么又会相遇在敦煌呢？
犍陀罗文明遗址隐藏的文化玄机
在今天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西北30多公里处、印度河和喀布尔河交汇的白沙瓦谷地之中，有一座建于2500年前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遗址就是塔克西拉，它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交汇处，闻名世界的犍陀罗文明就在这里发祥和孕育。
犍陀罗国，是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存在的南亚次大陆国家，是古印度列国时代的十六大国之一，大致年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犍陀罗，是梵文的音译，意为香行、香风国等。这里是印度文明发源地之一，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天，轮廓鲜明的犍陀罗文明古城遗址仍依稀可辨——坚固高大的城垣、精巧别致的佛塔、金碧辉煌的寺院庙宇和大量形象逼真的人物浮雕，分布得错落有致，显示了这座城市的昔日盛况。这里遍布着数量众多的人类文明遗迹，可谓星光璀璨。
在离城堡不远处，有一个单独的院落，这里原是小王公住的地方，唐玄奘西行取经时，曾经在这里停留。城堡另一头的山坡下，完整地保留着一个石砌的台子，这个台子就是当年玄奘讲经的地方，被人们称为讲经台。讲经台呈斜坡状，可同时容纳数千听众，居高临下，声乐顺风而下。站在这里，仿佛可以聆听到当年玄奘在此讲经时的妙音。
犍陀罗艺术最大的特征是它的雕像艺术，千百尊大大小小犍陀罗王朝时期的雕像，明显地带有希腊风情：佛像一般身穿希腊式的披袍，衣褶丰富，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人物则身材高大，比例匀称，骨架分明，肌肉健硕。佛像面部表情沉静肃穆，有明显的欧洲人特征：高鼻、大眼、薄唇，颐部丰满，额际宽阔，头发自然卷曲，通常有宽大而鲜明的顶髻且带着胡须。
那么，这一独特而神奇的艺术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呢？遥远的犍陀罗，与爱琴海岸的古希腊相隔万里河山，古希腊的艺术风格是怎么沿着欧亚大陆的通道被迁居到这里的呢？
希腊文明如何走向东方
故事要从遥远的古希腊和马其顿帝国说起——
作为希腊文明早期的一个城邦，马其顿因地处古希腊东北边缘的森林地带，文明相对落后，基本被排除在希腊邦际生活的核心之外。马其顿人粗犷勇武，被看作非严格意义的希腊人，文明的希腊人甚至称他们是异族蛮人。
进入公元前4世纪后，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开始加剧，希腊原有势力开始走向衰落，这给粗犷的马其顿城邦带来了崛起的机遇：有着雄心抱负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乘机介入希腊的事务，并逐渐确立了他们在希腊的霸权。
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走进世界的中心——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被波斯的一位刺客所杀，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就此继位，成为马其顿的新国王。
两年后，即公元前334年的春天，为了报杀父之仇，亚历山大亲自率领35000人大军和160艘战舰，冲过小亚细亚，攻向波斯帝国。
为彻底击败波斯以免后顾之忧，一代雄君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了波斯帝国后继续东征，他的马其顿—希腊部众随后在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巴尔赫地带建立了一处希腊的奴隶制殖民国家——巴克特里亚王国。
谁料想，这位从小被亚里士多德灌输了希腊文明优越性的欧洲君王，来到巴克特里亚后，竟渐渐迷恋上了东方文化。因此，亚历山大大帝在被他征服的领土上传播希腊文明的同时，也注意尊重当地的宗教和习俗。
他在当地兴建希腊式城池宫殿，训练波斯骑兵队，还娶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在他的推动下，古希腊文明与波斯文明糅合在了一起，从而完成了世界两大文明的初次融汇。
巴克特里亚，是古希腊人对今天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区的称呼。巴克特里亚王国，正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所提到的大夏国。在今天的巴克特拉古城遗址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大帝当年在此留下的痕迹⋯⋯
然而，造化弄人，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就突然病逝于巴比伦，大权随之被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掌控。随着塞琉古王朝逐渐走向强盛，他们继续向南进发，并最终在公元前2世纪占领了犍陀罗地区。
犍陀罗艺术风格的立佛雕像，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古希腊人有着天然的神话想象力和艺术传统，营造了一个庞大的天神世界，并通过具象表达的方式，用石头雕塑了一个神奇的艺术世界。
显而易见，在古希腊人东征的同时，也把这一传统带到了东方，那些随行的雕刻工匠们也把古希腊那“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雕塑工艺和艺术审美带到了东方。
当来自希腊的雕刻艺术与古印度的佛教文明在犍陀罗相遇，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和艺术的碰撞与对话就在所难免。
古希腊文明与古印度文明的相遇
其实，早在古希腊文化艺术进入犍陀罗地区之前的几百年间，古印度的佛教艺术就已经开始在这里传播了，当古希腊艺术伴着亚历山大的东征进入到印度河的白沙瓦谷地，一场艺术的对话就此展开。
那么，古印度的佛教文明究竟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与古希腊文明对话的呢？故事还是要从阿育王的孔雀王朝开始讲起——
在古希腊人统治犍陀罗地区的时候，阿育王还没有出生，但他的祖父——月护王却亲历了与希腊人的碰撞。
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在犍陀罗的势力逐渐衰退。在此背景下，来自古印度的月护王逐渐征服了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孔雀王朝。
到了阿育王的时代，他已经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王。阿育王的一生可以划分成两个截然相反的时期，前半生是“黑阿育王”时代；后半生则属于“白阿育王”时代。
在“黑阿育王”时期，他的主要生涯就是征伐和杀戮，大约在公元前261年征服羯陵伽国时，他的军队虏获的15万敌军士兵中，10万人被杀。后来，由于目睹了屠杀的场面，阿育王深感罪孽深重，幡然悔悟，于是决定停止武力扩张。
进入后半生的“白阿育王”时期，他开始专注于礼佛，广修寺庙，召集四方僧人，编撰、完善和整理了许多佛经。他定佛教为国教，将他的诏令和“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成为著名的阿育王摩崖法敕和阿育王石柱法敕。这些“正法”的内容体现了佛教的基本精神。
公元前1世纪的阿育王骑象雕像，位于印度桑吉佛教古迹。阿育王后半生笃信佛教，定佛教为孔雀王朝的国教，向佛教僧团捐赠了大量的财产和土地，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佛教的石窟和佛塔艺术在各地传播开来
此外，阿育王向佛教僧团捐赠了大量的财产和土地，还在全国各地兴建佛教建筑，据说总共兴建了84000座奉祀佛骨的佛舍利塔。同时，他向边陲地区和周边国家派遣了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佛教使团以传播佛教，这是佛教走出印度的开始。正是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佛教的石窟和佛塔艺术在各地传播开来——
不过，在原始佛教的创立之初，有着强烈的无神论色彩，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原始佛教尽管有佛塔和实录，但却是没有佛像的。
其实，不论是早期的古中国文明，还是古印度的文明都没有给圣人塑像的传统。原始佛教认为，佛陀太过于伟大，所以人类没有办法把它的形象表达出来。因此，早期的佛教艺术只是简单地用足印代表佛的修行之路，以菩提树表达觉悟，用莲花座代表世尊本体等等。早期的修行者们注重自我的修行，以实现自我的完善与解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小乘佛教。
但随着大乘佛教逐渐兴起，它与原初的小乘佛教相比，开始注重以“普度众生”为修行宗旨，不仅自度，还要度他。因此，以往的隐喻、暗示、简单的图形已经无法满足度人的需求。
然而，当古希腊的雕像传统被带到东方以后，无疑就给原本“无相”的佛教文明带来了“着相”的表达技巧——当佛教艺术需要造像的时候，古希腊人给他们带来了可供借鉴的“模具”，佛教徒们仿佛一下子就找到了最适合将佛法显现在信徒面前的方式。
于是，古希腊的神话体系与古印度的佛教体系就此结合了起来。而这一“以古典而精湛的希腊造像手法与佛教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后来竟然在贵霜帝国时期实现了高度完美的融合。
贵霜王朝：东西方文明的加工车间
当波斯帝国、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和孔雀王朝在纷乱的战事中相继衰微的时候，一个崭新的王朝正在确立，它，就是由大月氏人开创的帝国——贵霜王朝。
经过近200年的繁衍壮大，到公元2世纪前后，强大起来的大月氏人逐渐占领了犍陀罗和印度以北的部分地区，并把塔克西拉城兴建成为帝国的首都。自此，一个横跨中亚，与古罗马、安息帝国和大汉王朝齐名的贵霜王朝就此屹立起来。
随着贵霜王朝的建立，已经融合了古希腊、波斯和古印度文化的犍陀罗，又被植入了草原文明的元素。一时间，犍陀罗的文化结构变得复杂丰富起来。
尤其是在贵霜帝国皈依佛教后，混合起来的“新人类”发现佛陀与古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之间存在极强的相似性，于是，他们就按照阿波罗的形象塑造出了佛陀的佛像。
阿波罗式的发型，静谧安详的笑容以及希腊式长衫模样的袈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犍陀罗造像艺术是用希腊的艺术手法来诠释印度的宗教思想。
这便是犍陀罗佛像雕刻艺术的诞生和起源。以此来看，从犍陀罗佛像雕刻艺术产生之初，它就借鉴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究其本质来说，它就是印度宗教与古希腊雕像艺术融合的产物，故又称“希腊式佛教艺术”。
当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在犍陀罗完成了多种文明的对话融合后，背上一个新文明的行囊，向更遥远的敦煌流淌。
只有在敦煌，在和来自中原的东方文明相遇碰撞后，才算最终完成这场千年的世界文明再造。
贵霜王朝的佛教雕像，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随着贵霜王朝的建立，已经融合了古希腊、波斯和古印度文化的犍陀罗，又被植入了草原文明的元素。人们按照阿波罗的形象塑造出了佛陀的佛像，犍陀罗佛像雕刻艺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
文明，向敦煌汇聚
此时的敦煌，在卫青、霍去病的有效打击下，匈奴已经远遁漠北。经过汉武大帝雄才大略的开拓，张骞及后来者们的努力下，通往西域的通道也已全面打开。同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大汉王朝的治国逻辑，正式上升为国家的上层建筑和主流价值观。
尤其是在东汉时期班超的开拓下，从敦煌到西域，一派繁荣。在班超任西域都护30余年的生涯里，他不但将大汉雄风和大汉气度深深植入到西域的泥土中，还派副手甘英向更遥远的西方出使交流，最远抵达地中海东岸的安息帝国。在万里绵长的丝绸之路上，一路播撒下了大汉文明的种子。
尽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汉朝的使者没能越过大海，与古罗马帝国进行直接的对话，但东西两大帝国间接的文化和商贸交流却往来不绝。
自公元前111年大汉王朝设立敦煌郡开始，在两汉王朝300多年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守护下，大汉王朝将大汉的风华与气度，将儒家的礼仪与仁爱，将中原先进农业耕作与灌溉等诸多文明的因子尽皆移植过来，从而为敦煌及广大的西域地区带来了中原文明的种子。一时之间，在绵长的丝绸之路上，商贾旅人络绎不绝，一派繁华。
魏晋之后，随着中原陷入“八王之乱”的动荡，中原的世家大族更是直接携带着中原的文化基因迁移至河西地区。
尤其在西凉时期，西汉名将李广的后代、原敦煌太守李暠建立了西凉政权后，更是在此兴办儒学，设立泮宫，把敦煌打造成了西域的儒学中心，在保存了中原文脉的基础上，为广大的河西地区开创出了色彩斑斓的文明之光。更为世界各种文化在此间的交互提供了和美与共的温良土壤。
当来自中原的文明在西域绽放之时，就注定了贵霜帝国和中原王朝的这场文明对话的最终上演。
但在两汉之际，犍陀罗的佛像艺术还并未正式进入大汉的文化圈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犍陀罗文明还不足以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可以将大汉的文化覆盖；另一方面，此时两汉王朝开创的文明太强大了。中原文明在西域的存在和权威性，还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足以与之对话和抗衡。对于西域诸国民众来说，大汉王朝的雄风和气度就是他们的寄托，大汉的文明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大汉王朝的雄壮就是他们的信仰。
然而，东汉之后，随着中原的连年离乱，大汉芳华不再。失去了大汉的看护，不但让西域的各族人民群众的内心陷入无可依托之中，就连孤悬西域沙漠深处的中原遗民的内心，也觉得自己深深陷入到了无依之地。
而这时，日渐成熟强大起来的犍陀罗文化艺术和它背后蕴含的佛学思想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西域，走向了敦煌。
此时此刻，一场盛大的造像艺术的东渐之旅就此展开，最终降落在敦煌莫高窟早期的洞窟中。
从贵霜王朝开始，来自犍陀罗或克什米尔的高僧在中国西域络绎于途，囊括了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草原文明等多种文明符号的佛像艺术也一一撒满了丝绸古道——
在尼雅古城发现长着翅膀的天使、雅典娜头像；
在米兰佛寺、在克孜尔石窟发现了希腊文化色彩浓烈的壁画；
在楼兰遗址发现了葡萄纹佛门等与犍陀罗艺术有渊源关系的艺术品；
在于阗和喀什至今还能看到按照犍陀罗艺术风格创作的艺术品⋯⋯
贵霜王朝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也包括教义的变化，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在这场奇幻的佛像艺术的东向之旅中，有一个人的身影连接了贵霜到敦煌的路：他，就是竺法护。
竺法护，又叫昙摩罗刹，是世居敦煌的大月氏人，本姓支，8岁时出家，拜印度高僧为师，后随师姓竺。竺法护少年聪慧，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
竺法护为求《般若经》，随师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之旅。依传记所载，在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一路都留下了动人的故事，因此，他也被当时的人们尊称为：敦煌菩萨。
塑像艺术的中国化嬗变
当佛像艺术从贵霜走向敦煌、当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中国的圣人孔子这三位智者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文明在敦煌相遇，首先进行的就是一场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原始佛教或者说小乘佛教注重苦修度己，这和儒家思想主张的克己、修身相一致；后期的大乘佛教注重度人，这又和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精神相对应。
佛教主张慈悲，这和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爱相一致。
当思想上的沟通对话达成一致，就为文明的对接扫清了障碍，剩下的就是艺术形式上的具体表现了。
早期的雕像艺术，尤其是印度早期的菩萨雕像，包括古希腊的早期雕塑多偏重于鬼神，相貌奇特，甚至带着胡须，这在莫高窟早期洞窟中都有所表现。
这显然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
儒家主张温、良、恭、谦、让。子不语：怪、力、乱、神！
因此，进入中国后的佛像逐渐要适应东方的审美需求。尤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女性通常会被建构为温良贤惠、心地善良的形象。这些“专属”女性的人格特质，与佛教中有关观音菩萨的描绘都很接近——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促使了中国的审美会把菩萨的形象想象为一个温柔善良的女性形象。尤其到了大唐中期，武则天以女性之身君临天下，女性的温良、佛的慈悲就完美地融合在一尊塑像上。
莫高窟96号窟的“九层楼”，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形象。窟内弥勒大佛又称“北大像”，建造于武则天登基那年。据敦煌遗书《莫高窟记》：
延载二年（695），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四十尺。
大佛为石胎泥塑，两腿下垂呈倚坐之势，双目俯视，一手上扬，一手平伸，体形饱满圆润，气度庄重神圣。众生自窟底抬头仰望，在崇高庄严的宗教氛围中，更觉佛像的至高无上和无尽含藏。
话说，由于唐高宗李治懦弱，朝中大权尽归武则天及其羽翼。但是，武则天在中国固有的法理道统上无法找到依据和支撑，就不得不转向佛教之经典寻找隐形的支撑。加之她与佛教原本就有着不解之缘，入宫后社会风俗的影响以及后来入感业寺为尼的经历使她与佛教逐渐结缘。随着对佛教的感情日益加深，她君临天下后，便开始大力扶持佛教。
一些相士为曲意逢迎，便认定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于是，在全国大力弘佛，宣扬弥勒降世，编著《大云经疏》，并下令各州兴建的寺庙塑弥勒大佛以供奉，“北大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塑造的。
从阿富汗的故地犍陀罗到敦煌，塑像还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迁，这就是犍陀罗的佛像艺术基本都是雕像，而到了莫高窟洞窟，佛像基本都是泥胎的塑像。
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鸣沙山乃砂砾岩，无法像犍陀罗和龙门、云冈石窟那样在山体上直接雕刻。但神奇的中国工匠们运用它们奇特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通过木构、泥胎、涂彩的工艺手法独创造出了这一艺术表现形式。至此，不但从内在的价值观念上，从外在的艺术手法上，也全面实现了佛教艺术的中国化。
文明：从神走向人间
弥勒佛是中国佛教中地位很高的崇拜对象。晋代中原地区已经流行弥勒信仰，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的石窟中出现了弥勒造像。弥勒造像原为佛装和菩萨装两种类型，后在长期的演变中产生了多种式样。
五代后梁时，布袋和尚的形象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弥勒化身。于是，经过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识的加工，大肚弥勒便以一个丰硕肥胖、笑口常开、轻松随便的胖和尚形象走进了民间，从而给佛教殿堂中规整严肃的造像群带来了一种充满平民气息的新因素。
大肚弥勒寓神奇于平淡，示美好于丑拙，显庄严于诙谐，现慈悲于揶揄，代表了中华民族宽容、和善、智慧、幽默、快乐的精神，也蕴含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不仅成为中国佛教的形象大使，也是中华民族的形象代表。
进入中国后的佛教艺术，不但在艺术手法上进行了中国式的创造，在价值观念上也更多地走进中国普通众生的审美。此时的佛教，虽为佛教之名，其内核和艺术表现形式已经被全面中国化和平民化。
无论是艺术还是文明，只有大踏步走入人间，才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