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是中外公认的多领域艺术家，也是中国最早创办戏剧教育、从事艺术研究和教学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中国舞蹈事业的开拓者。1949年3月，欧阳予倩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北京，后搬进了张自忠路5号居住，并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13年。
《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方继孝 著，文津出版社2022年6月。
张自忠路原名铁狮子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据说，明朝崇祯皇帝宠妃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都督府在此，门前有一对铁狮子，胡同因此得名。相传，这对铁狮子是元代成宗年间铸造的，当是元朝某贵族家门前的旧物。时代更替，历史变迁，那对铁狮子早已不知流落何方，胡同名称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将领和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而改名张自忠路。
张自忠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清朝这里有三座府第：东为和亲王府，中为贝勒斐苏府，西为和敬公主府。1906年，清政府拆除了和亲王府和贝勒斐苏府，兴建了两组西洋式砖木结构建筑群，东为海军部，西为陆军部，两部共用一座大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9年，靳云鹏出任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这里改为总理府；1924年，段祺瑞被北洋军阀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改为执政府。
1926年，这里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出逃后，冯玉祥接管，任命王树常为卫戍司令，这里又改为北平卫戍区司令部。1937年，这里成为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成为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新中国成立后，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被划归中国人民大学，于2006年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现在的张自忠路，除了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还保留有很多重要的文物建筑。其中，张自忠路5号是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故居。1949年3月，欧阳予倩被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他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北京。同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欧阳予倩作为常务主席团成员和南方代表第一团的团长，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讲话，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剧协常务理事、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筹备会主任。
欧阳予倩。
刚来到北京时，欧阳予倩一家暂住在东华门南河沿翠明庄招待所。后来中央戏剧学院在筹建的过程中，置办了张自忠路5号（原铁狮子胡同3号）作为宿舍。随即，欧阳予倩一家搬到这里居住，并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13年，直到1962年去世。当时文化界的名人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经常在此聚会，戏剧家曹禺和作家光未然也曾在这个院子里居住过。
欧阳予倩不单纯是京剧演员，
还是很出色的戏剧作家
欧阳予倩（1889—1962），原名欧阳立袁，号南杰，湖南浏阳人。在东渡日本求学期间，欧阳予倩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并登台演出。回国后，他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创作各类剧本上百个，著有多部艺术理论著述，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
据1960年董锡玖整理、欧阳予倩亲自审阅的《欧阳予倩同志著作目录》记载，欧阳予倩编写的话剧剧本有26部；改译的话剧剧本有5部；自编自演的戏有27部；导演过的戏有长剧37部，短剧12部，共49部。
欧阳予倩著作目录。（《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内页插图）
欧阳予倩最感兴趣的是京剧，曾请益于陈祥云等名伶。欧阳予倩先生对于字韵一向极为重视。他在《我怎样学会了演京戏》中说道：“念白首先要读准字音——弄清‘出字归音’，分清‘尖团’，辨别阴阳，自然不消说得；此外还要练‘喷口’，练喷口就是要练嘴劲——每个字从嘴里出去就好比枪子从枪膛里挤出去一样……每天必吊嗓子，从无间断。唱完几段之后就练念白——一遍一遍的念，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觉得有点儿不顺，便从头再来。”那时候，欧阳予倩每天清早起身练嗓子，寒暑不辍。1915年，他成为正式的京剧演员，此后经常与周信芳、盖叫天同台演出，唱做俱精，一度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以“北梅南欧”齐名。
电影《天涯歌女》（1927）剧照。
欧阳予倩不单纯是京剧演员，还是很出色的戏剧作家，许多剧目都是他自编自演的。他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对戏曲进行尝试性改革。他首先和上海京剧界的复古主义、商业化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提出反对大包银制、反对不要剧本的提纲戏、反对机关布景等主张。同时，他还在南通创办了“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不仅首次废除了科班学艺的体罚，还为伶工们增开了文化课，明确提出办伶校目的是“为社会效力，并非私人僮养”。这一时期，他编演了很多像《鸳鸯剑》《馒头庵》《黛玉焚稿》《潘金莲》《杨贵妃》《申屠氏》等专为旧时代妇女鸣不平、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的新戏。以《潘金莲》为例，欧阳予倩把潘氏作为一个叛逆的被压迫的女性来描写，给京剧内容注入了新的血液，又在旦角的表演艺术上开辟了细腻、灵活的新风格。这些大胆的改革和新颖的创造，在京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欧阳予倩自编自导的京剧，较为著名的还有《晚霞》《宝蟾送酒》《鸳鸯剪发》《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摔玉请罪》《卧薪尝胆》《青梅》《仇大娘》《嫦娥》《人面桃花》《哀鸿泪》《最后知侬心》，大都取材于《红楼梦》《聊斋》《今古奇观》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予倩对秦腔偏爱有加，曾专门撰文《秦腔〈三滴血〉和碗碗腔〈金琬钗〉》，对秦腔大加赞赏，并曾亲自操刀，把秦腔《韩宝英》《软玉屏》改编成京剧。
在话剧、京剧界声誉正隆时，欧阳予倩同时投身电影界，也同样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编导的《三年以后》《天涯歌女》等无声影片，表现了他在电影创作上的潜力与才华。在他赴欧考察回到上海后，曾应邀编导了一部有声片《新桃花扇》，片中许多精彩对白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共鸣。1935年，欧阳予倩编导了《清明时节》《小玲子》《海棠红》等影片和讽刺喜剧片《如此繁华》，并编写了《木兰从军》等剧本。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欧阳予倩那洋溢的才情与多样的风格。
电影《天涯歌女》（1927）剧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欧阳予倩辗转来到桂林，并于1939年接办广西省立艺术馆，任馆长。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忠王李秀成》《越打越肥》等独幕讽刺小品，对“国统区”的种种怪现状进行了无情剖析。同时，还编导桂剧《梁红玉》，借剧中的台词念白，对汪精卫公开散布的“抗战必亡”论进行讽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成立“广西图书杂志出版审查处”，文禁森严。欧阳予倩改编桂剧《桃花扇》，专门在剧中安排两个小人物插科打诨：“新书出卖，新书出卖，你爱写，我爱卖。他有书出版，我有钱进袋。人家说有色彩，我也不赖，我也不赖！”以此讥刺特务文审官。
淮海战役胜利后，欧阳予倩在香港获得喜讯，不久应邀与家人辗转到北京。文代会后不久，中央戏剧学院筹建委员会成立，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任主任委员，欧阳予倩任委员，汇集了延安鲁艺、东北鲁艺、南京剧专以及社会各界的戏剧人才。在经过半年左右的准备后，1950年4月1日，中央戏剧学院正式成立，并于4月2日召开成立大会。欧阳予倩任院长，李伯钊、曹禺、张庚任副院长，光未然任教务长。同年11月2日，欧阳予倩请毛主席为学院题写校名，信中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国立戏剧学院已经筹备完成，敬请您为学院写一块招牌。
欧阳予倩
两天后毛泽东的回信即到。信上说：
欧阳予倩先生，信已收到，照写如另纸。
毛泽东11月4日
另纸上用毛笔写着四条“国立戏剧学院”供选用。不久后，文化部将国立戏剧学院定名为“中央戏剧学院”。在制作校牌校徽时，“戏剧学院”四个字选用的就是毛泽东的原书。
此时，欧阳予倩一家从暂住的翠明庄搬出，住进张自忠路5号的大院。
在京的艺术家们常来张自忠路5号的大院
据欧阳予倩的女儿欧阳敬如回忆，他们一家居住的平房前有个不大的小院，院子里种有玫瑰香葡萄、月季、蔷薇以及母亲刘问秋亲手栽种的柿子树、杏树、枣树、草莓和瓜菜等。院子里春季飘花香，秋季结硕果，每到果实成熟时，母亲即召集全院小孩带着篮子到门前，将各种香甜的果子装得满满的分到各家，全院人都像过节似的开心热闹。
自从搬进这个院落，在京的艺术家们常来这里与欧阳予倩谈论戏曲创作等问题；来京参加各种会议、演出的艺术家们，也一定会来张自忠路5号做客，像袁雪芬、尹羲、傅锦华、傅全香、丁是娥、陈伯华、童芷苓、李玉茹、小白玉霜、新凤霞、俞振飞、言慧珠、罗品超、吴素秋等都曾来过，田汉、安娥、曹禺、洪深、焦菊隐、老舍、光未然等更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来这里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到午饭时，欧阳夫人刘问秋就会亲自下厨招待客人。
据欧阳敬如回忆，有一次，梅兰芳来和父亲谈办戏校的事。他们两位早在1922年就相识，还曾在南通更俗剧场同台演出昆剧《游园惊梦》和《思凡》。欧阳予倩称梅先生为“美的创造者”，并希望能为梅先生总结表演艺术体系。梅先生对此也表示认同，高兴地说：“您为我总结表演体系最合适了，真是再好不过了！”可惜二人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相继去世，总结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
张自忠路5号经常宾客满棚，有时还会有外宾来访。欧阳予倩熟悉英、日两国语言，和外宾交谈时不用翻译。1956年，当松山芭蕾舞团访问中国时，松山树子和团长清水正夫来拜访欧阳予倩。欧阳予倩还邀请松山树子和另外两位中国的“白毛女”——王昆、郭兰英在家里见面。三位“白毛女”欢聚一堂，欧阳予倩为她们当翻译。同年，在中国京剧院访问日本之前，日本著名演员河源猗长十郎、喜多村绿郎、久保田万太郎、“前进做”团长中村翫右卫门等都来访问欧阳予倩，并向他介绍日本文艺界情况。
1956年，欧阳予倩与梅兰芳一起，率领中国京剧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京剧院此行的主要剧目是关肃霜主演的《人面桃花》。这是欧阳予倩先生于1920年根据唐朝孟綮《本事诗》及明代孟称舜《桃花人面》杂剧等编写的，并于1950年整理出版。1955年，欧阳予倩在工作之余，曾对剧本做了部分修订，对唱腔和表演等方面精心设计，并在结尾处对这段具有传奇色彩并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进行了改写，使其拥有了完美的结局：
长安赴试未第，某日独自出城闲步，至城郊南杜曲村，有一户人家桃花盛开，少女杜宜春轻启门扉。二人相见，彼此倾慕，临别依依，杜宜春摘下一枝桃花相赠。次年春，崔护再至长安访杜家。适宜春随父游春未归，崔护乃题诗一首于门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怅然而去。宜春返家见诗，思念成疾，一瞑不醒。崔护再至杜家，闻宜春相思而死，抚尸痛哭。宜春被哭声惊醒，二人遂结为夫妻。
欧阳予倩京剧剧本《人面桃花》封面。（《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内页插图）
剧本修订后，由关肃霜饰杜宜春、高一帆饰崔护，并成为中国京剧院经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为了做好这次的访日准备，欧阳予倩不顾身体上的伤病，在家中坐在轮椅上为京剧团认真排演。后来周总理审查了剧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夸奖，认为很适合出国演出。
在欧阳予倩的主持下，
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团宣告成立
1955年，中央戏剧学院开始演出欧阳予倩的话剧《桃花扇》。《桃花扇》是清初戏剧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创作，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欧阳予倩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分别在话剧、京剧、电影等领域涉猎过这一题材。
此次由中央戏剧学院演出的话剧《桃花扇》是欧阳予倩在1947年写成的。1955年，学院聘请了几位苏联专家办导演学习班、表演训练班和师资进修班。导演训练班决定由苏联戏剧专家普·乌·列斯里担任执导，为此，欧阳予倩对剧本进行了再度创作。排演时，列斯里让侯朝宗双手抱起他昏倒的爱人李香君在舞台上转一圈，欧阳予倩不同意这样的处理，认为不符合中国古代的习惯。经过耐心的说服，列斯里接受了欧阳予倩的意见。
欧阳予倩京剧《桃花扇》封面。（《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内页插图）
1956年1月27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演出《桃花扇》。同年12月，欧阳予倩又亲自为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安排演出《桃花扇》。此时，中央戏剧学院已将《桃花扇》作为了自己的保留剧目。
不久之后的1958年4月，京剧《桃花扇》由中国京剧院排演，郑亦秋担任导演，杜近芳（饰李香君）、叶盛兰（饰侯朝宗）、李世霖（饰杨文骢）、苏维明（饰阮大铖）、侯玉兰（饰李贞丽）、孙盛武（饰柳敬亭）、骆洪年（饰苏昆生）等联合主演。
1957年，欧阳予倩与田汉、夏衍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委会。1958年，欧阳予倩主持筹建中国艺术科学院。此时的他虽然身兼数职，还疾病缠身，但仍笔耕不辍。在张自忠路5号的书房里，他重写了《自我演戏以来》，撰写了《回忆春柳》《谈文明戏》《我怎样学会了演京戏》《电影半路出家记》《后台人语》《一得馀抄》《唐代舞蹈》等。
欧阳予倩不仅在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中建树颇多，同时也为中国舞蹈事业和中国舞蹈史学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作为戏曲表演艺术家，熟知传统舞蹈的各种表达方式，善于运用身段和表情来刻画剧中人物，并有着极好的舞蹈感悟力和艺术感染力。
1957年除夕，欧阳予倩为《文字改革》月刊题字。（《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内页插图）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予倩对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直接的指导；同时，在中国舞蹈史学研究领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中国舞蹈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祝贺世界和平大会的召开，欧阳予倩编剧并组织排演了由戴爱莲主演的芭蕾舞剧《和平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芭蕾舞表演。此后不久，也是在欧阳予倩的主持下，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团——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中国国家歌舞团前身）宣告成立，由戴爱莲任团长。后来，他又在中央戏剧学院先后主持开办了由吴晓邦任教的“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舞运班）和由朝鲜舞蹈家崔承喜任教的“舞蹈研究班”（舞研班）。这两个班为全国舞蹈艺术团体培养出新中国的第一批舞蹈人才，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舞蹈事业的栋梁之材。
1956年，欧阳予倩担任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小组的艺术指导，与沈从文、吴晓邦、杨荫浏、傅惜华、阴法鲁、吴晓玲、周贻白、常任侠等一同研究中国古代舞蹈史，并主持完成了《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和《唐代舞蹈》两个项目，对中国舞蹈史学研究以及中国舞蹈理论的建设，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开创性和典范性意义。其中，《唐代舞蹈》是中国第一部舞蹈断代史，此书以丰满的笔触，阐明了中国拥有悠久的舞蹈传统。1960年，欧阳予倩不负众望，当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1962年9月21日，欧阳予倩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