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政府频频对中国“出手”，打压、刺激中国的力度越来越强。但与此同时，其内部问题也在不断涌现。观察者网就美国现状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请他就如何看待美国以及处理以后的中美关系谈谈看法。以下为采访内容。

【采访/戴苏越，整理/戴苏越、徐俊】

观察者网：金教授您好。最近的中美关系不平静，先有美国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后有对TikTok的极限施压，巧取豪夺。您认为在这些事件给中国民众带来心理冲击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下的美国以及中美关系？

金灿荣：最近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感到愤怒，如何应对自然就成了一个研究重点。但是作为学者，考虑时事与对策的同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拓展视野，跳出以往的成见，把对美国的研究和中美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这么做的好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在外交层面上看得更远，提升外交的质量。另一个好处就是可能会对中美关系走出历史困境提供一些新思路。长期来讲，对如何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和避免修昔底德悲剧都有好处。我现在认为，我们过去对美研究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金灿荣

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都认为自己很了解美国，然而应该讲，我们对美国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之前接触到的美国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美国，而彼时的中国正好处在历史的低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受到重创，而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起点就很高，它建国不久就开始工业化。另外，当时的美国和欧洲不太一样。那时欧洲正处在巅峰，打造殖民主义，外交上咄咄逼人。而美国当时的全球战略重点是搞门罗主义，巩固对美洲的控制，所以对中国也比较客气。因此，在中美早期的交往中，美国给中国留下了的印象并不是特别糟糕。

中国的精英层从晚清到民国，对美国是比较仰视的。所以把它叫做“美国”嘛，日本叫米国对吧？我们把它叫“美国”，就是“美丽的帝国主义”。新中国领导人历来也是重视美国的。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英层对美国就更有好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经贸关系、社会人文交往也全面展开。因为中国的精英层在文革当中受冲击，对中国的制度、文化产生了质疑，于是就出现了“河觞”一代，骨子里就有文化自卑。而美国在八、九十年代确实达到它历史的巅峰，科技革命领先全球，冷战又获得了胜利，国内矛盾也得到有效控制。正是因为历史上两次中美的密切接触交流都是美国在巅峰而中国相对非常落后，这就导致了我们对美国的认知可能是有局限的。

所以最近美国发生的一些变化让中国精英层里的一些人很不习惯。我们如果还是按照历史上对美国的印象去理解美国，是无法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的。

观察者网：那在您看来，抛去中美在历史上那种巨大的发展落差给中国精英阶层戴上的“滤镜”，真实的美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金灿荣：美国的困难把它很多的本性暴露出来，本性暴露出来的美国才是真正的美国。从学术角度来讲，正好是我们认识美国本质的机会。美国主要继承了英国的文化，而英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海盗文化”——扩张性很强，进攻性很强，“匪性”很重——欧洲人登陆美洲的时候，明明那里有几千万印第安人，但在英国的法律体系里面，那里就叫“无主土地”，就是说在他们的法律里面全面落后于他们的土著就不是人，这是他们文化中本质上很残酷的一面。

除此之外，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就是西方社会科学本质上是西方人集体的历史记忆和经验的总结。因此，它服务于西方的现实，把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以科学的面目进行包装，有意识地淡化非法的成分，而突出科学、合理的方面。所以我们在学西方社会科学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意识：西方社会科学其实不是一种纯科学，它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学的都是西方理论，尤其是美国理论。他们的理论包装得很好，但我们不应该忘了他们的理论还服务于他们的现实，封闭性是非常强的。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所以，如果我们从他们的迷信崇拜中跳出来，就会发现实际上他们过去走过的路是很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扩张性与掠夺性非常强，以自我中心。东方这种“双赢”的思维他们也有，但很少。他们一直要获取绝对优势，连相对优势都不接受。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最近在中美两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不会让你感到很惊讶了。

观察者网：以后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美国原来的那层包装可能会自我剥离得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一面可能就会越来越残酷。

金灿荣：对。美国总体来讲还是年轻的国家。到今年的7月4号，它刚满244岁，我一直认为这个年龄多算了一点。这种算法把1776年作为美国的起点，也就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那一年。其实这宣言只不过是52个奴隶主表达的一个愿望，那时候还不算建国。所以我认为今天意义上的美国实际上是1789年成立的，因为那一年才有了第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选出第一个总统乔治·华盛顿。因此，美国今年的实际年龄是231岁，和中国历史相比就相当于半个比较长的朝代，比如汉朝。

这么短的历史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对人性、以及人类历史复杂性的理解是比较浅薄的。而美国又是移民国家，社会构成很多元，其内部凝聚力就有问题。现在的美国民族认同比较弱，主要是靠经济机会来吸引人。很多人去美国其实就是奔着经济机会去的。有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说我崇拜、民主、自由、人权才去美国，但根据西方的标准，信奉这些概念的国家有144个，有些还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但他们不会去。因此他们所说的只是个噱头，他们真正崇拜的还是美国的成功、强权、以及经济机会。

凝聚力脆弱、人们很难团结，就给美国带来了挑战。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虽然多元，但是一旦遇到会威胁到它那一套白人新教文化为基础的基本价值观的思想时，就会歇斯底里地反对。相比欧洲国家，共产党运动和劳工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影响是比较小的，但美国却是西方国家中反共最厉害的，就是因为凝聚力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动摇那一套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这部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反共”先锋该图为美国广播公司YouTube视频截图

今天的美国面临五大问题，我简单地将它们归纳为“上下”、“左右”、“黑白”、虚拟与实体经济、国际主义与本土主义。

“上下”矛盾是阶级矛盾，就是美国的精英层自私自利，不关心民众，也不关心国家前途。因此，现在基层民众去对上层的信任没有了。具体表现就是特朗普依赖着民粹派，对建制派非常反感，而建制派也是公开蔑视民众。

“左右”矛盾是说左右两派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非常尖锐，其表现就是民主、共和两大党内部掌权者都是极端派，而不是温和派，所以政治妥协就很难。而民主政治是需要妥协的。原来美国人、英国人都很自豪，说我们有“英美式妥协”，但现在这种妥协很难再出现了。

“黑白”矛盾就是种族矛盾，“黑命贵”运动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突出。

另外，美国是一个资本家当道的国家，真正的决策者是资本集团。但现在美国的资本集团也分裂了，分成虚拟经济集团和实体经济集团，他们的利益是有冲突的。

而国际主义派和本土主义派之间也有矛盾。很善于国际化的资本集团会强调拥抱世界市场，在全球赚钱，而国际上竞争力不好的那些资本集团则强调保护主义和本土优先。

我觉得这些矛盾单独拿出来看时没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么尖锐，但是加在一起以后情况就远远比那时候复杂。三十年代的美国有“上下”和“左右”之间的矛盾，但那时黑人被压得够呛，连抗议的意识都没有，所以种族矛盾反而不突出。那时也没什么虚拟经济的表现，所以没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而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不突出。到了六十年代，“黑白”矛盾开始变得明显，但是我刚才提到的最后两种矛盾也都没出现。

因此，虽然今天美国的一些矛盾不如以前尖锐，但它们现在纠结在一起，要全部解决其实比以前更难。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根源在于哪里？

金灿荣：一部分原因在技术层面，比如说科技发展让网络化时代到来，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随之出现了分野。这种是客观情况导致的变化。我重点想谈谈另外两个原因：

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流行。自由主义在哲学中也可以被称作“个体主义”，就是从个体的角度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政府的关系。这种思想发展出的经济学就会强调私人企业，并认为自发形成的市场最有效率。而在政治上，个体主义哲学认为政府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带来问题，所以主张小政府，强调社会的自主性。在文化层面，这种哲学主张个人英雄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这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

但是，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类是社会性的。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后，生产力有了很大提升，人类个体相对于自然和他人都变得比以前安全。因此，英国就出现了现代自由主义，然后风靡了整个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确实带来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对人类进步是有好处的，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竞争导致了贫富分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大危机。贫富分化与政治一结合导致了世界大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搞了一段时间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资本主义，让社会矛盾得到了很大缓解，但是经济效率下降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市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其标志就是1979年的“撒切尔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资本、服务于资本。在我看来，它对美国社会产生了破坏。支撑美国的有三大力量：资本、政府和民众。新自由主义使得资本的力量变得非常大，造成了这三者的失衡，酝酿了许多矛盾。

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周期循环。一般来说，新政府刚刚建立的时候都很小、很能干，也相对比较清廉，豪强的力量也很少。这个时候社会治理起来比较容易，税收不重，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错。但是，随着王朝变得稳定，一定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豪强，他们强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政府就拿不到他们的税收。另一方面，政府到了后期也会越来越臃肿，效率下降，对社会税收要求也变高。这时候，社会就面对着两股压迫的力量，一个是庞大的政府，另一个就是豪强。到社会无法承受的时候就会起义，将它们全部摧毁，再重新建立一套。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美国也遭遇到了类似的困难。资本就相当于豪强，美国的政府也已经变得很庞大了。所以民众越来越困苦，矛盾就越来越多。这其中就有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

第二个让美国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冷战后的的政策错误。苏联把胜利送给了美国。但是美国的精英层普遍误认为是美国赢得了冷战，于是他们变得很傲慢——对内，美国的精英层以种种改革的名义剥夺中产阶级的福利，在国际上，美国也表现得盛气凌人，觉得所有事情都得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做。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俄罗斯就是个战败国，中国是仆人，表现出了一种种族优越感和阶级优越感。对待盟友，美国也从宽容大度变得非常小气，还要从他们那里搜刮好处。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美国跟以前的美国在性格上就很不一样，以前的美国是很有远见的、愿意承担责任的、比较宽容大度，也很有幽默感。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分裂和焦虑的美国。不仅如此，2016年美国人还选出了个商人总统特朗普。由于政治上没有人脉，所以他所用的人都是一些边缘化的人物，导致了他的团队很有“个性”，很多行为和政策思路是脱离常规的。某种意义上讲，在一群不靠谱的人领导下增加了焦虑感的美国就变得很危险。于是，我们中国很不幸地成了它国际上第一个压制对象，这样中美矛盾就显得特别突出。

观察者网：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当我们重新认识美国时是否同时也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才能理顺当前的中美关系？

金灿荣：如何去认识今天的中国也是中美关系的研究者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中美关系研究者大部分对国内情况不了解，而对中国理解不充分，研究的根基就不稳。

对于中国，我还是要重复一个老观点：新中国不仅继承了我们5000年的文明，又有所超越。超越的部分主要是实现了工业化。我们中国很幸运，中国掌握的现代制造业的规模比一般的国家大很多，我们14亿人实现了工业化，这是前无古人，而且非常可能后无来者的成就。我觉得相当多的人对此是没有认识的，甚至不屑于去认识，但实际上它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伟大的事实。

我的另一个关于中国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虽然现在问题也挺多，但是如果横向比较，我觉得中国至少在未来十年有四个相对优势：第一是政治稳定，这个前景应该是可以预期的，我们不会有太大的麻烦；第二，经济基础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还是不错的；第三，我们的科技进步应该是大国里面最快的。第四，我们的军事力量进步也非常快。因此，虽然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特别好，但是我们具备了这几个优势就不需要特别担心。

在此，我再补充一个指标，就是中国的外部环境总体可控。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中美关系肯定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中国外交中第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不等于中国外交的全部。

最后，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的对美政策要考虑到中国的变化。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成就斐然。不仅让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带来了思想和观点的多元，信息也不再被垄断。因此，我们的外交决策在国内受到的牵制就比以前大。这样一来，我们的外交决策层必须要注意到国内复杂的观点，并且尽量寻找公约数。不能像以前那样，搞外交就是决策层说了算，忽略大众的观点。如果得不到国内坚强的政治支持，外交是走不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