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人员对侥幸逃生者的调查和被害者家属的访问，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结论：作案者为龙治民一人，杀人动机为获取无价劳动力和谋财。

被抓后，在龙治民家中搜出存折15张，款额533元；现金3.13元；粮票91.5斤；手表4块；各种物证1011件。在对龙治民的一次审讯中，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治民除了573元，是否在别处另匿有赃款时，龙治民回答说：“不用再问了，就那573元。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

“什么？”

“我有三不杀，”龙治民继续说，“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我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

不论龙治民出此言原因何在，但调查结果证明，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

龙治民早年经历：龙治民6岁丧母。基于传宗接代的观念，其父娇惯放纵，去地里干活也用背篓背着。但龙治民在同学中年龄最大，个子却最小，师生均看不起他，多次遭同学恶作剧戏弄。文化大革命期间，龙治民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抄家、批斗干部，倾泻了平日怨气。然而好景不长，村里成立革委会时，龙治民差点被揪出批斗，其组织随之瓦解。龙治民少年颇好学，常借月光读书，但由于历史环境，学无所用，受挫后便意志消沉，自暴自弃，因自身条件，娶了一残疾女子。龙治民心绪恶劣，处境孤独，在社会上没有朋友。1974年春，因修建南秦水库处于淹没区，移居杨峪河乡王墹村。龙治民迁到王墹后即经常借口这病那病不出工，出工也不出力。生产队规定每个劳力全年要完成基本工400个，龙治民所做却不到100，有时还给自己偷加工分。分配到名下的粮食都懒得去背，常由队上派人送到家里。王墹群众帮助移民盖新房，龙治民却钻在借住的屋里装病。1977年冬他将一痴呆女子骗至家中关在楼上，奸宿数日，后被村中民兵发现解救。1978年，龙治民在亲友的撮合下与因患脑膜炎而残疾（瘫子）的闫淑霞结婚。[1]婚后生活更为艰难，欠生产小队口粮款180余元，队里催要，龙治民不理不睬。又因其时常昼伏夜出，村里人很少与其往来。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龙治民靠混工分吃“大锅饭”过不成，走上了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