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3年秋，中世纪规模最大的水战在鄱阳湖面展开。
其时，刚解除洪都之围的朱元璋，趁陈友谅进攻洪都受挫之际，分兵据守鄱阳湖口，断其后路，自立为汉帝的陈友谅亲率水师东出迎战。此役，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火器。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炮舰对攻。
火器乃冷兵器时代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中国古代火器史上，又以明代的火器最为著名。拥有专业的火器部队是明军显著的特色之一，亦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大创举。那么，在明朝建立前，这场决定鹿死谁手的鄱阳湖之战，“火”与“炮”又发挥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今辽宁兴城古城南门楼上的红夷大炮模型。天启六年（1626）宁远一战中，袁崇焕布置在这座城楼的11门红夷大炮成为其攻击后金军的“秘密武器”。努尔哈赤不了解这种新式武器，命部队蜂拥而前，遭到火炮重创，城外后金军队尸积如山
燃烧鄱阳湖的“碗口铳”
鄱阳湖之战有很多一手资料流传下来。曾追随朱元璋南下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的刘辰，在《国初事迹》一书中写道，是年七月，“陈友谅亲率大船进鄱阳湖来侵，徐达弃围援之。上（朱元璋）亲领舟师往征，衣甲、铠仗、旗帜、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及以芦席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纸布，丝麻缠之，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可见朱元璋军中火器之多。但对手陈友谅的装备同样不逊色，并且拥有比朱元璋更为强大的舰船部队。
八月，大战爆发。朱元璋的战船为“白船”，陈友谅军为“红船”。白船体积较小，而陈友谅的红船，据《明史》载“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堪称巨舰，做工也更结实，但却有个阿喀琉斯之踵——船体巨大，不便转动。朱元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遂命自己的战船载着弓箭手“往来湖中仰而射红船”“一日攻数次，白船轮次而战，红船疲倦”。劣势变成优势，一番车轮战，便将对手巨舰的精力消耗大半。接下来，就该火器上场了。船上将士“比至红船三百步间，箭铳、将军筒、标叉俱发如雨”，密集的打击，使得“红船将士无所躲避，仅以板牌遮身，或伏匿，或趋走，无出视者”。
朱元璋凭借火器一路乘风破浪，势如破竹，而陈友谅的战舰亦调动火炮进行反击。鄱阳湖面浓烟滚滚，战况极其惨烈。尽管朱元璋每艘战船都装备了大量精良的碗口铳，但面对对手绵延数十里“望之如山”、气势夺人的巨舰联结布阵，依然难以取胜。关键时刻，救了朱元璋一命的仍是一个“火”字。
他采纳部将郭兴的建议，挑选勇士驾驶7艘火药柴薪渔船，迫近敌舰，顺风放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一时烈焰飞腾，湖水尽赤，陈友谅军数百艘巨舰转瞬间便被大火吞噬。这一幕与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极为相似，可惜汉军却没有“华容道”可走：被烧死淹死者不计其数。混战中，一根飞箭射穿了大汉皇帝的头颅，陈友谅殒命疆场，盛极一时的大汉政权也在不久后灰飞烟灭。
此役之捷，朱元璋战船上配备的一种叫“碗口铳”的火器，发挥了极大的功效，尽管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枪炮之别，但显然，在战船上装备碗口铳的配置，已颇有些后世炮舰的雏形。学者王兆春的《中国火器史》一书甚至提出一种说法，认为鄱阳湖之战中的碗口铳战船为“世界上最早的炮舰”“朱元璋也因此而成为世界海（水）军史上，创造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水战战术的统帅”。
洪武五年（1372）制大碗口铳，现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元末明初的群雄战争中，大碗口铳已被用于水上作战，尤其在鄱阳湖之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炮舰最主要的装备是火炮，而朱元璋战船所用的这种碗口铳，是否能归为火炮之列？这个问题恐怕也难以定论，毕竟在当时，枪与炮没有明显的界线划分，火器无论口径大小，皆以“火铳”称之。
火铳，是一种射击型管状火器，有时又称“火筒”。据史料记载，燃烧、爆炸性的简单火器，大约在唐代后期，已运用于军事作战。自南宋中期至元代，火器多次被投入战争，形似小型火炮的火铳也应运而生。目前为止，中国乃至全世界公认的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出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诞生时间是元大德二年（1298）。
朱元璋部队在鄱阳湖水战中使用的所谓碗口铳，顾名思义，是炮口似碗口的一类火铳。它身管短、射速慢、射程近，由于没有瞄准具，命中率无法与后来出现的火器相比。但在元末明初，碗口铳却是水军克敌制胜的利器。陈友谅死后，朱元璋以迅雷之势荡平群雄，最终于1368年称帝，建元洪武，缔造了大明王朝。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就珍藏着一件铸造于洪武五年（1372）的铜制大碗口铳，口径110毫米，全长36.5厘米，重15.75千克。由铳上铭文“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可知，此物曾被用于水上作战。按明代官修法典《明会典》给出的数据，弘治（1488—1505）以前，明政府军器局每三年要生产这种大碗口铳3000门。
火器成为明军标配
明帝国建立后，朱元璋对火器始终保持重视。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设立了专门生产冷热兵器的机构军器局。同年，朝廷对军队装备问题有了新的规定，《明太祖实录》记载：“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由上可知，卫所兵每十人必一人持铳，意味着从建国之始，明军就保持着一定比例的火铳兵。虽然当时士兵配备的武器仍以冷兵器为主，但火铳已经结束了在军队中零散使用、临时装备的阶段，正式成为明朝军队的制式化标配。这是明代火器史上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
景泰元年（1450）制铜火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北京保卫战中，击败也先蒙古骑兵的，基本都是这种早期火铳
朱元璋为何如此重视火器，这当然得追溯到元末群雄战争得到的经验，前文所言的鄱阳湖之战是一个水战案例，在陆上城市攻防战中，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也有一场火器大战。
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率部进攻属于张士诚势力的绍兴城。二月八日，来势汹汹的胡大海兵临绍兴城下，守将吕珍见胡部尚未稳住阵脚，立即命守城将士以火铳、火炮攻击其前锋部队。胡大海部顶着炮火攻城，士卒死伤无数，双方厮杀异常惨烈。战至三月二十日，守军一支部队自城中出击，胡部正欲迎战，忽然遭到对方火铳射击，竟致阵脚大乱，无法抵抗，只能悻悻而退。其后，胡大海部的士兵多次进攻都被守军用火铳打退，尤其以春波桥一带战斗最为惨烈，据载，攻入此地的胡部士兵竟被守军全歼。
惨痛的教训终于使胡大海意识到火器的重要。在五月十四日发动总攻时，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命士兵以抛石机与常用箭打头阵，继而集中火铳、火箭、石炮、铁弹丸等火器，向城内密集发射。守军在胡部的狂轰滥炸下伤亡惨重，胡大海趁对方阵脚大乱，率部发动猛攻，一举攻占了绍兴城。从此之后，集中优势火器击敌，成为朱元璋的常用战术。几场鏖战，朱元璋皆依靠火铳、火炮拿下胜局，待功成名就，自然要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可以说，自打下江山的那天起，朱元璋就已将火器制造提上日程。在他的强势推行下，上至工部、内府，下至地方各布政司及各地驻军，都下辖有兵器制造单位，工匠服役及生活条例政策被着意改善，以吸引专业人才。而众多冷、热兵器尤以火铳最为优先。为保证火铳所需的发射火药，朝廷下设有内官监和兵仗局管控的火药制造局，同时地方上还开设有火药作坊。火器上通常镌刻有武器名称、编号、铸造时间及机构、具体监造者及制作者姓名等信息，一旦这些武器将来出了问题，就可根据铭文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反之，如果它们在战斗中发挥出重要效力，也会对制造者论功行赏。根据已出土洪武火铳上的铭文来看，有7支都由“宝源局”制造，宝源局原本以铸钱为生，也都成了朝廷的造铳单位，更遑论各地不计其数的大小作坊。
朱元璋驾崩后，燕王朱棣成功上位，并将帝国首都迁至北京。他在洪武时期建立的卫所旗军编制的基础上，对军队进行整改，其中最具突破性的一项举措，便是创建不同于卫所编制的“三大营”，以“内卫京师，外备征战”。这里的“三大营”是指京师京营，即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直接归朝廷指挥。《明史》载：“居常，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可知五军营与三千营以冷兵器为主，唯神机营专习火器。神机营的创立，标志着古代中国诞生了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
弘治十八年（1505）制碗口铳，现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碗口铳是一种小型火炮，没有瞄准具，身管短，射速慢，射程近。由于没有瞄准具，命中率较低
火器之所以能在明朝发展迅猛，还有个客观原因——缺马。明军与北元蒙古骑兵交锋，难免会出现步兵对抗骑兵的窘境。这种战法风险巨大，极易被冲散阵型而崩溃，而当时能弥补这一致命缺陷的唯有火器。
严格来说，明初的这些火铳类似于火门枪，发射时一般需要两个人，不仅操作麻烦，发射效率低，而且命中率也低。明初火铳的最大缺陷在于“发莫能继”——发出一弹后，短时间内无法再次发射，无论从操作原理还是实战威力，都很难与后来的火炮相提并论。不过对于只会使用冷兵器的北方游牧民族而言，这种早期简单的管状火器已堪称大杀器。土木堡之变后爆发的北京保卫战中，神机营曾一度力挫也先的蒙古骑兵，令明王朝转危为安。在15世纪中叶的中国，也正是这些被称为“铳”，在后世看来粗糙又笨拙的传统火器，曾是力挽狂澜、拯救帝国危机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