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绥边区：陕甘宁边区门户上的一道钢铁屏障

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创建的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包括晋西北和绥远大青山两个战略区。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权在边区行署之下设立绥蒙政府、8个专署，包括41个县、160个区、1.2万个自然村，边区人口约320万余人。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万分危急。1937年9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率部开赴晋西北地区，配合国民党军和阎锡山晋绥军联合作战，协同坚守长城防线，开展游击战争。11月初，第120师在雁北的井坪、平鲁、雁门关等地沉重打击日军嚣张气焰。太原失守后，华北国民党部队为主的阵地战失败退却，八路军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大面积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

贺龙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发挥进一步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指示，11月11日，朱德、彭德怀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大部分兵力分散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通过同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在山西全省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由120师在汾阳、离石公路以北、同蒲线以西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确定115师聂荣臻部以五台山、恒山为中心，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15师其余主力转移到吕梁地区，开创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29师以太行山为中心，以晋东南为基地，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838年5月，120师主力一部分坚守和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其他主力部队分散战斗，相继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桑干河西岸抗日根据地、雁北抗日根据地、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2月，形成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晋绥抗日根据地，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东南部广大地区。晋绥抗日根据地，是矗立在陕甘宁边区门户上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却接连不断。1939年12月，阎锡山几乎动用了全部晋绥军进攻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发动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党中央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方针，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妥善处理了晋西事变。

晋西事变后，为继续凝聚军民抗日的决心和意志，1940年1月15日，晋西北军民代表大会在兴县蔡家崖召开，正式建立根据地政权，当时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仍沿用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的名义，1941年8月决定改为晋西北行政公署。1943年11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更名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军军饷被断，武器装备、军需补给需要自力更生、自行筹募。而此时国际局势风云突变，6月纳粹德国闪击苏联，轴心国之一的日本以为苏联被牵制在欧洲战场，无力支援远东，于是大规模扩充在华北的关东军兵力和武器。1941—1942年侵华日军加紧分割、封锁、蚕食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日伪军千人以上“扫荡”达19次，累计400余天。边区斗争异常艰难，晋绥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时期。

日军疯狂举兵南下，加紧蚕食各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顽强抵抗。晋西北行政公署在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保障和支援战争。根据地军民坚持游击战争，同仇敌忾，挫败日伪军频繁“扫荡”，攻克或挤走日伪军据点，收复大片国土，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出现了转机，美英苏决定开辟第二战场，实施霸王计划。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对德国法西斯发起大规模攻势；6月15日，美军组织远程轰炸机从中国基地起飞首次轰炸日本本土。日军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上连连战败，华北地区兵力空虚，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局部和全面反攻，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根据地军民作战2.8万多次，击毙和俘虏日伪军13万多人。部队由8200余人发展到4.5万多人，地方武装发展到4万余人，民兵、自卫队发展到66万多人。

二、晋绥边区经济建设：粉碎侵华日军“以战养战”图谋

抗战初期，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疯狂进行经济掠夺，以实现其“以战养战”图谋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把主要兵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片根据地集中部署，进行大规模“扫荡”、蚕食，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1939年，为对付八路军游击战，日军针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频繁、更酷烈的疯狂“扫荡”，实施“三光”政策，以毁灭抗日地区人力物力、摧残抗日军民抵抗意志。侵华日军掌握和控制敌占区的煤铁、水电、交通等实业，设立一批银行，以日伪币、军用票的方式，抢购物资，攫取财富，推进“以战养战”侵华图谋。

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公开叫嚣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边区经济内外交困

1938年，八路军120师主力奉命调往冀中，整个晋西北地区只有新八旅一支部队在。1939年初，阎锡山不断制造反共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多方阻挠、排挤。同年12月，大敌当前，阎锡山仍同室操戈，下令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发动晋西事变，更提出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为避免彻底将阎锡山推到对立面，影响抗日事业，中共中央采取了克制态度，妥善处理了晋西事变。

日伪政权滥发日伪币套购物资，晋钞贬值、法币短缺，边区金融市场混乱

晋绥边区初创时期，市场上各种货币混杂，金融极为混乱。除阎锡山发行的晋钞外，还有日伪钞、法币、银元及各种地方流通券。日伪政权发行的日伪币主要有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和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日伪币大量滥发，在敌占区直接掠夺和抢购物资以供给日军军需。

1935年底，国民党法币改革通令全国统一货币，通行法币。因法币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之图谋，依靠日伪政府将非军用品甚至奢侈品运输到后方，大量换取法币，再拿到国际上购买军火。

1939年初，国民党政府核准阎锡山操控的地方银行——山西省银行发行纸币500万元，阎锡山政权从1939年开始无准备金发行到1940年7月停印，不到两年时间，共印发7788万元，是国民党政府核准发行量的15.58倍。阎锡山政权在推行法币的过程中，“搭配”将半数以上的晋钞以军饷、薪资下发，而将法币截存。由于晋钞发行数量无限制地不断增加，币值很快就一泻千里，人们拒绝使用，到1940年晋钞不得不停止发行。

为应对经济金融困局，晋绥边区自力更生发展经济

为应对经济金融困局，晋绥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提倡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特产、纺织业、军事工业，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发展合作经济，建立银行、发行边币，与日伪币、晋钞展开货币斗争，沟通边区、敌占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打破敌人层层经济封锁，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1940—1944年，根据地的开荒面积达到140万亩以上，棉花种植产量达到130万斤；1944年，兵工厂的手榴弹生产比前一年增长5倍；到1945年底，边区银行共发放出农业贷款（包括春耕、种棉、种兰、水利、青苗、转移难民等项贷款）1亿元，人民生产生活、部队武器军备基本保证自给自足，根据地经济建设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有力支持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晋绥边区八路军纺线队

（作者：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