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抗 中国历代军事家图典 图源网络
西晋泰始年间（265年-274年）有个故事，历来被当作敌手之间，惺惺相惜的典范。
说西晋名将羊祜和东吴名将陆抗在前线成对峙之势。虽然立场不同，两人对彼此人品却很放心，甚至陆抗生病，还专门找羊祜求药——羊祜居然也真给！药到之后，陆抗部下担心得不得了，纷纷苦劝：“这么爽快，肯定有诈！”
“一碗下去，郎君要是出点什么毛病，怎么得了？”
“姓羊的必定不安好心！”
陆抗却不以为然：“羊祜为人，错不了。”一仰头，便把药“咕噜咕噜”喝光了，半分犹豫都没有[1]。羊祜也是，陆抗给他送酒，高高兴兴喝一杯，什么银针试毒，找人先品，都是没有的事儿。
后世把他两人之间的互信当做美谈，流传千古，但回看当时局势，可远没传说中这么美。
羊祜（221—278），出身汉魏名门泰山羊氏。母亲是汉代名儒蔡邕的女儿，姐姐羊徽瑜是晋景帝司马师的继室景献皇后，妻子是曹魏名将夏侯渊的孙女，本人呢，则是“处腹心之任”的西晋重臣，一直力主灭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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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祜雕像 图源：新泰广电官微
泰始五年（269 年，东吴宝鼎四年），羊祜被任命为荆州诸军都督，筹备灭吴之事。因为当时司马氏才灭掉蜀汉，兵力耗损严重，粮草极度匮乏。羊祜初到荆州时，“军无百日之粮”，更不必说水灾、蝗灾、风灾、雹灾频繁爆发，以至于收成无几，吃用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和东吴开战，只会落得必败的结局，所以羊祜只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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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版《三国演义》电视剧截图
他一边发展农业[2]，一边采取怀柔政策，对吴人坦诚相待，甚至让他们自己决定去留，俘获了不少民心[3]，这让陆抗十分担忧。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4]，羊祜如此收买人心，恐怕将来荆州民众不战而服，东吴兴兵，就更失人心了。出于这样的考虑，陆抗对晋人也以礼相待，边关其乐融融[5]。两人互相送酒、送药，在这种情境下，也算“正常”往来了。
可惜好景不长。泰始八年（272年，东吴凤凰元年），东吴西陵督步阐据城反叛，投降了西晋。西陵（今湖北宜昌市西陵区）是东吴宜都郡的郡治。宜都郡据三峡之险，战略地位非常重要[6]；而西陵更是处长江关键部位，距西陵峡峡口仅20里，顺流而下极其容易，逆流而上却很难[7]。而处于西陵下游的东吴，生死存亡显然和西陵的安危息息相关[8]。更何况，步家在西陵经营四十余年[9]，安边有术，深得民心，实力不容小觑[10]，此时又有名将羊祜相助[11]，必然是场恶战。
西陵之战示意图
因此陆抗兵分内外两线，一方面小心步阐，一方面防备羊祜，昼夜戒严，兵士们不堪其苦，不太明白陆抗为什么一定非得这样折腾大家，直接进攻不好么？陆抗却坚持磨刀不误砍柴工，先完善防御工事，才能更好攻破步阐与羊祜的阵营[12]。谁知羊祜竟用围魏救赵之计，自己率军攻打江陵，遣令部将前去救援西陵，打破了陆抗之前的计划。西陵战略地位太过重要，因此陆抗冒着宁可江陵失守的危险，也要保证西陵收复，便只留少部分部队坚守大本营江陵[13]，自己亲率三军，攻克了西陵城。而羊祜见上游西陵之战吴军已然获胜，如果再攻，有多大把握能够获胜，结果未知，只好撤军而返，被奏贬官[14]。
这似乎只是战争频发的三国魏晋时代一次寻常的反叛，然而仔细读史，步阐反吴降晋的原因并不普通，涉及到孙吴和江东世家之间的利益纠葛。而所有一切，都要从孙吴在江东立足说起。
94版《三国演义》中的孙策
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孙策从九江郡历阳（今安徽和县）攻取江东，但直到他在建安五年（200年）被人刺杀至死，江东士族都对其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究其原因，一是他们不屑于富春孙氏寒素的出身[15]，但更重要的，是孙策曾听受袁术命令，攻打过庐江太守，出身吴郡陆氏的陆康。而进攻陆康的原因很简单。对袁术来说，计划攻打徐州时，他曾找过陆康求米，陆康不给；于孙策而言，出身卑贱的他想求见世家出身的陆康，陆康不见。于是孙策出兵，围城数重，竟至于“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16]。在这种情况下，江东大族当然会对孙策抱有一种敌意，以吴郡陆氏为最。
不过，这时的孙策，也不那么在乎江东士族的态度。他手下有周瑜、程普等江北名将，北方蜀、魏相争，无暇顾及江东这方小天地，因此他对江东士族的态度，不但没有特别积极地采取合作，甚至多有诛杀[17]。但到了建安十三年（208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新三国演义》剧中的陆逊
当时三国鼎立局面初步形成，孙吴手下杰出人物或者去世，或者年事已高，不堪重任，或者政治才能不足，出现了人才短缺的窘境。而此时以吴郡陆氏为首的江东士族，也逐渐明白孙家对江东的掌控，乃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因此选择与孙家合作。于是乎，江东世家的子弟开始在朝中崭露头角，譬如陆抗的父亲陆逊，在二十一岁的年纪才步入仕途，不能不说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18]。孙权对他们很尊重，也给予了很多优待。
江东世家的族中子弟，入仕年纪小，但起家官大多是别人梦寐以求的美职[19]，且孙权还允许他们世袭领兵将领[20]——权力很大不说，这权力还可以被下一代继承，久而久之，江东士族，尤其是以吴郡陆氏为首的吴四姓，逐渐掌握了相权、选举权、军权，族中子弟在朝为官者更是不在少数，且官职都还不低，其中最为显赫的当属陆逊。他担任上大将军，右都护（这是孙吴当时最高的军职！）达十六年之久；且他镇守之处，乃是孙吴上游的军事重地荆州，真可担得上“位高权重”四个字形容[21]。
某种意义上说，孙吴能在江东立足，离不开以吴郡陆氏为首的江东士族的支持[22]，但这显然不是孙权能容忍的。
对孙权来说，如果朝廷由少数几个大臣，或者家族把持，君弱臣强，必然会遭致亡乱[23]。因此，他开始逐渐遏制江东世家的权力，以赤乌年间，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相争波及面最广、影响最大。
孙吴的太子原先不是孙和，只因正始二年（241年，东吴赤乌四年）先太子病故[24]，孙权才改立了孙和[25]。本就不算“正统出身”，偏还有个备受孙权宠信的弟弟，鲁王孙霸。在孙权的纵容下，孙霸的吃穿用度、赏赐待遇都和孙和差不多，难免开始觊觎王位，想取孙和而代之。
唐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局部 波士顿美术馆藏
正始六年（245年，东吴赤乌八年），孙权生病，命孙和到太庙祭祀，为自己祈福。孙霸一党趁机进馋：“孙和哪儿是给您祈福去病哪！转头就去了太子妃那儿！哪有这样为人子的？当父亲的病重，自己一点儿都不忧心，还和闺中人玩乐！寻常百姓都没人这么干，何况太子！”又说孙和的母亲见孙权病重，也很高兴。孙权听后，大怒非常。孙和的母亲因此忧虑而死，孙和的地位也被动摇[26]。
这是史书明面上的记载，但实际上，真相并没有这么简单。拥护太子孙和的人，是以陆逊为首，江东士族中的骨干人物。而支持鲁王孙霸的，则是步阐的父亲，步骘等人[27]。所以此事与其说是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王储之争，不如说是以吴郡陆氏为首的江东士族和孙权之间的权力之争。
94版《三国演义》中的孙权
也因此，支持孙霸的，孙权杀了几个在朝中影响不是很大的人物了事[28]；支持太子的，处置却相当严苛。陆逊多次上疏，希望孙权不要改立太子，孙权非但不予采纳，反而屡次遣使责怪陆逊。失望愤怒之中，陆逊郁郁而终，时年六十三[29]。而其他支持太子的江东士族，有的被关进监狱，严刑拷打[30]；有的被流放到边疆，至死不准还乡[31]；还有的人，先被贬职，后被赐死[32]——至此，江东士族，尤其吴郡陆氏手中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
纵然如此，江东士族毕竟权势太大，为了避免他们死灰复燃，孙权几经考量，不惜牺牲掉自己的子嗣，于嘉平二年（250年，东吴赤乌十三年）废黜孙和，赐孙霸死，改立年仅八岁的少子，彻底断绝了孙和背后世家势力的延伸。
影视剧中的孙亮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不久之后，孙权便撒手人寰。新皇年仅十岁，政局未安，无奈之下，朝廷不得不再次起用江东士族。与此同时，此时为帝的孙皓，是孙和的长子。他对帮助过自己父亲的人，不说相当重视，但至少给予了他们一定的权职与尊重；譬如陆抗，就被任命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防区，全权负责荆州西部的军事防务。而对鲁王孙霸一派，孙皓态度刚好相反，极尽打击报复之能事[33]，所以支持过鲁王孙霸的步氏家族，显然难逃厄运[34]。
泰始八年（272年，东吴凤凰元年），孙皓召步阐为绕帐督，想将他调离西陵，前往帝都。孙皓想报复孙霸曾经的支持者，步阐不会不知道；何况孙皓为人残忍好杀，朝臣近侍，动辄获罪，稍有不满，便剥人脸皮，挖人眼珠[35]。甚至当初拥立孙皓的人，见他暴虐，心生后悔，孙皓竟直接将人杀掉了事[36]。如此境况，步阐如果听命入京，只怕有命去，没命回。为了自保，他终于下定决心，据城降晋[37]。然而，无论反还是不反，陆抗平叛后，“诛夷阐族及其大将吏”，杀步阐，夷三族[38]，结局早已注定。但陆抗，或者说吴郡陆氏的结局，也没好到哪里去。
偏将军印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尽管从甘露四年（259年，东吴永安二年）开始，陆抗就受命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直到泰始十年（274年，东吴凤凰三年）去世，整整十四年时间，西陵的军事指挥权都在他手上，但孙皓不见得有多信任他。毕竟，江东世家和孙吴政权的冲突，从孙策抵达江东那天开始，就没有真正解决过。只是因为此时朝廷没有什么人才可用，加上陆氏宗族强盛，且陆抗镇守西陵重地，手握兵权，孙皓才勉强忍耐而已[39]。
这一切，陆抗不可能不知道。但吴郡陆氏深受儒学影响，即便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朝廷频换、忠君理念已经极其淡漠的年代，陆氏子弟也依然将家族兴旺与国家安危系于一身，依然恪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因此，面对摇摇欲坠的孙吴政权，面对君主的猜忌，陆抗心知肚明，却还是力挽狂澜，不肯放弃为人臣子的立身之道，坚持为国家做出一份应有的责任。
虎形石棺座，图片来源：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
譬如太子孙和事件后，陆逊忧愤而亡。年仅二十岁的陆抗扶棺还葬吴县后，诣都谢恩。带着几分试探与威慑，孙权拿着别人指控陆逊的罪状一一盘问陆抗，陆抗逐条辩解，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满，才叫孙权稍许放心[40]。孙皓即位后，言行无端，陆抗不惧生死，屡次犯上强谏，希望能匡正君主的言行[41]。甚至到了临终之时，他依然不忘国事，还在上疏朝廷，强调西陵战略地位的重要性[42]。
吴天玺纪功碑，刻于三国吴天玺元年（276）七月。因为东吴末帝孙皓为维护其统治，制造“天命永归大吴”的舆论，伪称天降神谶而刻，故又称天发神谶碑。总统府煦园内的《天发神谶碑》，是清两江总督端方根据宋拓本重新模勒精刻而成。
如此作为，千载之下，的确不负史册所载，“张文朱武，陆忠顾厚[43]”之“陆忠”；的确当得起后人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44]”；的确担得起史官所赞，“谋略非常，继往开来[45]”。
注释：
[1]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三·陆抗传》引《晋阳秋》及《汉晋春秋》：抗与羊祜推侨、札之好。抗尝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有疾，祜馈之药，抗亦推心服之。于时以为华元、子反复见於今...抗尝疾，求药於祜，祜以成合与之，曰：「此上药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诸将或谏，抗不答。
[2] 房玄龄《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羊祜传》：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
[3] 房玄龄《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羊祜传》：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如故。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
[4] 孙武《孙子兵法·谋攻篇》：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5]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三·陆抗传》引《汉晋春秋》：羊祜既归，增脩德信，以怀吴人。陆抗每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细益而已。」於是吴、晋之间，馀粮栖亩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皆送而相还。
[6] 参见王前程《三国时期宜都郡郡守及郡治小考》：《三国志·吴主传》载: 建安二十四年( 219) ，孙权遣吕蒙袭占南郡，遣“陆逊别取宜都，……屯夷陵。”又载: 吴黄武元年( 222) ，东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牢牢控制了三峡大部分区域，前锋直至白帝城南岸; 孙权为了巩固三峡地区的防务，除了继续沿用“宜都郡”之名外，又“改夷陵为西陵”，即将夷陵县更名为“西陵县”，还特设“西陵督”之职( 相当于今宜昌军区司令员) ，全面负责西部一切战事，可见孙权更加重视以宜昌( 古夷陵) 为核心的三峡区域的战略地位。
[7]《三国志·蜀书十三·黄权传》：先主为汉中王，犹领益州牧，以权为治中从事。及称尊号，将东伐吴，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及孙家洲《西陵之争与三国孙吴政权的存亡》。
[8] 胡三省《资治通鉴·魏纪三·烈祖明皇帝》：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独西陵置都督，以国之西门，统摄重要也。
[9]《三国志·吴书七·步骘传》：权称尊号，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顷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职。及见孙家洲《西陵之争与三国孙吴政权的存亡》相关论述：以此统计，步骘坐镇西陵十七年。
[10]《三国志·吴书七·步骘传》：在西陵二十年，邻敌敬其威信。性宽弘得众，喜怒不形於声色，而外内肃然。。及见孙家洲《西陵之争与三国孙吴政权的存亡》相关论述
[11] 房玄龄《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羊祜传》：及还镇，吴西陵督步阐举城来降。吴将陆抗攻之甚急，诏祜迎阐。祜率兵五万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杨肇攻抗。
[12]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三·陆抗传》：凤皇元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遣使降晋。抗闻之，日部分诸军，令将军左奕、吾彦、蔡贡等径赴西陵，敕军营更筑严围，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围阐，外以御寇，昼夜催切，如敌以至，众甚苦之。诸将咸谏曰：「今及三军之锐，亟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可拔。何事於围，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无备，表里受难，何以御之？」诸将咸欲攻阐，抗每不许。宜都太守雷谭言至恳切，抗欲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围备始合。
[13]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三·陆抗传》：晋车骑将军羊祜率师向江陵，诸将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槃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
[14] 房玄龄《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羊祜传》：及还镇，吴西陵督步阐举城来降。吴将陆抗攻之甚急，诏祜迎阐。祜率兵五万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杨肇攻抗，不克，阐竟为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背违诏命，无大臣节。可免官，以侯就第。」
[15] 陈寿《三国志·吴书一·孙坚传》：评曰：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
[16] 陈寿《三国志·吴书一·孙坚传》：后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康不与，术大怒。策昔曾诣康，康不见，使主簿接之。策尝衔恨。术遣策攻康，谓曰：「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又范晔《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一·陆康传》：时袁术屯兵寿春，部曲饥饿，遣使求委输兵甲。康以其叛逆，闭门不通，内修战备，将以御之。术大怒，遣其将孙策政康，围城数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朝廷愍其守节，拜子俊为郎中。及见陈家红《六朝吴郡陆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后汉书·独行传》，是吴郡陆氏家族最早有史详载事迹者。这个记载极具象征意义：吴郡陆氏家族从一开始即形成了砥砺节操、注重德行的文化品格。续孙康因反对袁术夺传国玉玺、行僭逆之事而遭到孙策的攻击，此事在士林中影响至为巨大，以至于孙策因其攻康的政治污点长期为士人所排斥，从而未能完成其政权的江东化。
[17]《三国志·吴书六·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会稽典录曰：宪字孝章，器量雅伟，举孝廉，补尚书郎，稍迁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又《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注引《傅子》：傅子曰：孙策为人明果独断，勇盖天下，以父坚战死，少而合其兵将以报雠，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又见王宗广《吴四姓与东吴政权》、陈家红《六朝吴郡陆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相关记载。
[18]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三·陆逊传》：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
[19] 陈寿《三国志·吴书七·顾雍传》：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闻於乡党。年十五为郡吏，除郎中，稍迁偏将军。
[20] 参见王宗广《吴四姓与东吴政权》：在孙吴时期，世袭领兵制就是将领子弟在其父兄死后，享有继承父兄的将领身份、地位、兵士指挥权及所领兵士的归属权等特权。
[21] 参见史书记载，及王宗广《吴四姓与东吴政权》相关记载。
[22] 参见史书诸记载，及王宗广《吴四姓与东吴政权》：“吴四姓”形成于黄武初年，其时随着孙吴政权的统治核心发生了由淮泗集团到江东大族的地域性转换。及《三国志·吴书十六·陆凯传》：先帝外仗顾、陆、硃、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今者外非其任，内非其人，陈声、曹辅，斗筲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
[23]《三国志·吴书七·诸葛瑾传》：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又别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於御将，自古少有。丕之於操，万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如昔张耳、陈馀，非不敦睦，至於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叡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懟，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齧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於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24]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孙登传》：孙登字子高，权长子也。魏黄初二年，以权为吴王，拜登东中郎将，封万户侯，登辞疾不受。是岁，立登为太子...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
[25]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孙和传》：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
[26]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孙和传》：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於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於废黜。鲁王霸觊觎滋甚。
[27]《三国志·卷五十九·吴主王子传附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於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硃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於是有改嗣之规矣。
[28]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孙和传》：全寄、杨竺为鲁王霸支党，谮愬日兴。粲遂下狱诛，谭徙交州。
[29]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孙和传》：陆逊、吾粲、顾谭等数陈適庶之义，理不可夺。又《三国志·吴书十三·陆逊传》：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籓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馀财。
[30]《三国志·吴书十六·陆胤传》：胤字敬宗，凯弟也。始为御史、尚书选曹郎，太子和闻其名，待以殊礼。会全寄、杨竺等阿附鲁王霸，与和分争，阴相谮构，胤坐收下狱，楚毒备至，终无他辞。吴录曰：太子自惧黜废，而鲁王觊觎益甚。权时见杨竺，辟左右而论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为嫡嗣，於是权乃许立焉。有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胤当至武昌，往辞太子。太子不见，而微服至其车上，与共密议，欲令陆逊表谏。既而逊有表极谏，权疑竺泄之，竺辞不服。权使竺出寻其由，竺白顷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问逊何由知之，逊言胤所述。召胤考问，胤为太子隐曰：「杨竺向臣道之。」遂共为狱。竺不胜痛毒，服是所道。初权疑竺泄之，及服，以为果然，乃斩竺。
[31]《三国志·吴书七·顾谭传》：是时鲁王霸有盛宠，与太子和齐衡，谭上疏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昔贾谊陈治安之计，论诸侯之势，以为势重，虽亲必有逆节之累，势轻，虽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亲弟，不终飨国，失之於势重也；吴芮疏臣，传祚长沙，得之於势轻也。昔汉文帝使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仪，陈人彘之戒，帝既悦怿，夫人亦悟。今臣所陈，非有所偏，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由是霸与谭有隙。时长公主婿卫将军全琮子寄为霸宾客，寄素倾邪，谭所不纳。先是，谭弟承与张休俱北征寿春，全琮时为大都督，与魏将王凌战於芍陂，军不利，魏兵乘胜陷没五营将（秦兒）〔秦晃〕军，休、承奋击之。遂驻魏师。时琮群子绪、端亦并为将，因敌既住，乃进击之，凌军用退。时论功行赏，以为驻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休、承并为杂号将军，绪、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构会谭。吴录曰：全琮父子屡言芍陂之役为典军陈恂诈增张休、顾承之功，而休、承与恂通情。休坐系狱，权为谭故，沉吟不决，欲令谭谢而释之。及大会，以问谭，谭不谢，而曰：「陛下，谗言其兴乎！」江表传曰：有司奏谭诬罔大不敬，罪应大辟。权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难篇盖以自悼伤也。见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32]《三国志·吴书十二·朱据传》：赤乌九年，迁骠骑将军。遭二宫构争，据拥护太子，言则恳至，义形于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语载据争曰：「臣闻太子国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归心，今卒责之，将有一朝之虑。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虽立思子之宫，无所复及矣。」遂左迁新都郡丞。未到，中书令孙弘谮润据，因权寝疾，弘为昭书追赐死，时年五十七。
[33]《三国志·吴书三·孙皓传》：吴录曰：皓以诸父与和相连及者，家属皆徙东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
[34] 参见史书相关记载，及王宗广《吴四姓与东吴政权》“（孙休）这一时期吴四姓子弟充任职务的级别与威权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孙休还特别对在‘二宫之争’受到打击的吴四姓表示关怀，恢复他们先前被罢去的勋爵”等相关论述。
[35]《三国志·吴书三·孙皓传》：初，皓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沈醉。置黄门郎十人，特不与酒，侍立终日，为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之咎，谬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
[36]《三国志·吴书三·孙皓传》：左典军万彧昔为乌程令，与皓相善，称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畴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屡言之於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兴、布说休妃太后硃，欲以皓为嗣。硃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损，宗庙有赖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时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岁，於魏咸熙元年也....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兴、布窃悔之。或以谮皓，十一月，诛兴、布。
[37]《三国志·吴书七·步阐传》：凤皇元年，召为绕帐督。阐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职，又惧有谗祸，於是据城降晋。
[38]《三国志·吴书七·步阐传》：孙皓使陆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斩阐等，步氏泯灭，惟璿绍祀。又《三国志·吴书十三·陆抗传》：肇众凶惧，悉解甲挺走，抗使轻兵蹑之，肇大破败，祜等皆引军还。抗遂陷西陵城，诛夷阐族及其大将吏，自此以下，所请赦者数万口。
[39]《三国志·吴书十六陆凯传》：初，皓常衔凯数犯颜忤旨，加何定谮构非一，既以重臣，难绳以法，又陆抗时为大将在疆埸，故以计容忍。抗卒后，竟徙凯家於建安。
[40]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三·陆抗传》：抗字幼节，孙策外孙也。逊卒时，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送葬东还，诣都谢恩。孙权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禁绝宾客，中使临诘，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权意渐解。
[41]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三·陆抗传》：抗闻都下政令多阙，忧深虑远，乃上疏曰：「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盖六国所以兼并於强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汉高也。今敌跨制九服，非徒关右之地；割据九州，岂但鸿沟以西而已。国家外无连国之援，内非西楚之强，庶政陵迟，黎民未乂，而议者所恃，徒以长川峻山，限带封域，此乃守国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远惟战国存亡之符，近览刘氏倾覆之衅，考之典籍，验之行事，中夜抚枕，临餐忘食。昔匈奴未灭，去病辞馆；汉道未纯，贾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宠，身名否泰，与国同慼，死生契阔，义无苟且，夙夜忧怛，念至情惨。夫事君之义犯而勿欺，人臣之节匪躬是殉，谨陈时宜十七条如左。」十七条失本，故不载。
[42]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三·陆抗传》：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汎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门竖宦，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原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
[43] 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刘孝标引《吴录·士林》云：“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
[44] 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七·列传第四十七·何充传》：冰、翼等寻卒，充专辅幼主。翼临终，表以后任委息爰之。于时论者并以诸庾世在西籓，人情所归，宜依翼所请，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
[45] 陈寿《三国志·吴书十三·陆抗传》：评曰：抗贞亮筹幹，咸有父风，奕世载美，具体而微，可谓克构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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