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人历来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而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一生对马列主义著作孜孜以求，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毛泽东同志最初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并由此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此，他回忆道：一九二〇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〇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渴求，从根本上源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也和他的革命实践经历密切相关。在早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能够十分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是当时党内其他领导人难以企及的。尽管如此，他仍然遭到言必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者的指责，被扣上“狭隘经验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言外之意，就是挖苦毛泽东同志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少。由此，毛泽东同志更加认识到大量阅读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极端重要性。对此，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的一个重大收获，是搜集到大批书报。毛泽东同志从这些书报里找到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些书运到苏区后，毛泽东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不但自己读，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求，其他东西可以少带，但书不能不带。其中，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他十分珍爱的，这两本书跟着毛泽东同志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由于经常借给别人看，长征过后，书已经相当破旧了，可他仍爱不释手，他在书上圈圈点点，并作了大量批注，还注明某年某月“初读”“二读”“三读”字样。曾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在长征路上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同志读马列著作，“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的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条件虽然仍然很艰苦，但比以前要好得多。毛泽东同志充分利用难得的相对和平环境，广泛搜集研读马列主义书籍，以便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并从理论上清算“左”倾路线的错误。他提议整风运动之后，组织人力大量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并强调：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如果读通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同志还风趣地说：“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到了最后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夜以继日地指挥千军万马，同国民党作最后的决战，原本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但为了指导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需要，仍挤出时间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当时他主要读的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中，几乎每句话旁边都画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画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语旁边画了两条粗杠，这从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所思所想。

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为擘画新中国的蓝图，党中央于1949年3月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建设管理城市。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党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十二本干部要学习的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同志为这套书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指出：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他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创业难，守业更难。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更为艰巨的任务。每当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陷入迷惘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总是在马列主义著作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专门给中央、省（区、市）、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所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或者不大正确的，并提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63年12月31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建议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请示，并列出了学习的书目。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同志对中宣部的请示作出批示，同时要求为便于学习，特别要求将书做成“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书仍要分成几册）”，并且表示了自己“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要求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督办此事。外出时，毛泽东同志都要有书作伴，其中就有不少马列主义著作。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记录，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外出前指名要带的书，仅马列主义著作就不下十几部。

毛泽东同志一生身体力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根据中国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科学命题，阐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共产党人来说天经地义、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