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最好的方式是禁止，甚至永远禁止”）

1月15日，一场关于“科技将把人类带向何方”的讨论在中国科技会堂展开，把当下科技发展中遇到的，特别是基因编辑面临的伦理问题再度抛出。

2012年，被称为“基因剪刀”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诞生。这一新的技术作用强大、简单易用，使包括人在内的很多生物的基因，都成为可编辑的，因此引发全世界的关注。

“这把‘双刃剑’如何用，是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变成了严肃的问题。”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理学部主任饶毅表示。在他看来，基因编辑伦理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进行编辑”。

“体细胞基因编辑只影响个体，所以等同现代医疗，不带来任何新的伦理问题；而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有遗传和扩散两个特征，带来的是完全超出之前的伦理框架的崭新问题。”饶毅说。

他认为，基因编辑应该允许对体细胞基因进行编辑，但在现有的框架下也要进行监控，而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应用“一旦开启既无边界也无终点”，“最好的方式是禁止，暂时禁止、长期禁止，甚至永远禁止”。

饶毅建议，由国家建规立法，明确地、严格地规范基因编辑，允许监管下的体细胞基因编辑，禁止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建立健全的制度，审核、批准都有质量过硬、敢于担当的机构，加强执法，对违反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个人和单位严惩不贷；建立国家咨询机构，通过经常、及时的交流促进国家保持对科技发展的敏感性，以使今后不出现或少出现因科技发展而突破底线的问题，更要预防危害人类社会安全的问题；积极建立国际交流合作，协调重大问题，推动建立国际公约，并转化为各国建立全人类利益一致的法律法规。

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谢宇表示，学者也要有自己的尊严和标准，科学伦理问题的解决需要法律、监管、国际交流，还需要更为全面的约束，包括文化的、科学家自身的约束。

“人是理性的，但当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国家作决定时，需要的信息和知识是暂时的、有局限性的，在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中，人们不能简单地相信个人的理性选择，好的科学家知道自己的局限性。”谢宇说。（作者：倪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