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时代的文学

2018年4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推迟颁发。此消息一出，瑞典那些业内人士仿佛都松了口气，认为这个决定非常明智。因为在此之前，有半年多时间，负责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的瑞典文学院都在为摆脱丑闻影响、恢复名誉和公信度而耗费着大量精力。

这丑闻，指的是在2017年11月引爆媒体的新闻：18名女性向瑞典《每日新闻报》揭露，瑞典文学院女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的丈夫让-克洛德·阿尔诺曾对她们有长期性骚扰或性侵，其中最新的受害者竟是瑞典王储（也即是未来的国王）维多利亚公主。

在随之而来的警方调查中，发现这个阿尔诺还涉嫌多次擅自泄露文学奖得主姓名，并与瑞典文学院有资金方面的问题（在瑞典文化界颇具影响力的阿尔诺夫妇所经营的文化俱乐部得到了瑞典文学院的资助）。这一事件的持续发酵，不仅酿成了瑞典文学院自1786年创建以来最严重的信誉危机，还直接导致了院长及6名院士辞职。就连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也发表声明，强调“文学院将重点致力于恢复名誉”。

瑞典文学院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经历了信誉危机和地震般的内讧之后，也只能以退为进，埋头做好危机公关，摆平各种麻烦，并让时间来稀释一切。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处理得当，而且判断也是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丑闻已被世界各地的新生丑闻所覆盖。当他们宣布，今年10月要同时颁发2018、2019两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媒体还是大众，对去年的丑闻事件基本上都淡忘了。这又一次证明：今天这个时代之所以可称为“丑闻的时代”，不仅仅因为发生的丑闻多多，更主要的，还在于所有丑闻能留下的几乎都只是短暂的记忆。

回过头看，令瑞典文学院颜面扫地的那个丑闻，跟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关系，其实非常耐人寻味。无论宽容还是苛刻，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跟任何文学奖一样，都会凭借历史积淀形成其特有的话语权力，而与之相匹配的权力系统又都会生成利益关联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滋生出龌龊的阴暗面是大概率的事情。就算没有这桩丑闻做导火索，其实也不难猜到，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总会有其不能见光的地方——因为这对于维护其话语权力和价值观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围绕诺贝尔文学奖的丑闻，跟文学本身有关系么？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它们其实有一点非常相似，那就是前者在欲望上永不知足，而后者则在追求创造性写作方面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之时。对于作家来说，这两种欲望是相互为敌的，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妥协的可能。更深一层，这个丑闻还意味着，任何话语权力系统及其利益关联方，即使是对于追求写作至上的作家来说，也始终是极具杀伤力和诱惑力的存在，作家无论是与之周旋还是对抗，都会面临异常严峻的考验。

“世界文学”的一、二、三流

举世瞩目的事，往往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也正因如此，多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诞生后，都会引来这样那样的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原因，说到底仍是如何判断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

曾有观点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有个优点，就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国家、语言甚至文化的界限，使“世界文学”成为现实。但平心而论，我们只要耐心审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119年的历史，就不难发现，确实存在着评审团主席奥尔森谈及今年评奖规则变化时声称要扭转的现象：长久以来“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主导”的颁奖倾向。这两个倾向通常也是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

具体数据也确实直观地证明了奥尔森的说法。从1901年到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总共产生了113位获奖者。其中，七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共有57位获奖者；北欧有15位；东欧有12位；其他欧洲国家则有16位。也就是说，欧美国家（加上高度发达的日本）一共产生了100位获奖者。其他地区，非洲有4位，亚洲（除日本）只有2位，拉美有6位，澳大利亚有1位，加在一起总共13位。并且所有获奖者中，女作家只有11位。

不过，“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主导”固然是现实存在的倾向，但仍属表层现象。真正重要的，其实是更为深层的问题，比如，真正具有开放性的多元文学价值观是否能够确立？文学本身的创造性价值是否得到了发现和肯定？是否把奖颁给了真正重要的作家？这些才是评价像诺贝尔这样重要的世界级权威性文学奖的关键要素。纵观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其在选择获奖作家的时候，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会经常在有创造性文学价值的作家与有其他价值的作家之间摇摆。要是我们用纳博科夫的严苛标准来对历届获奖作家加以区分的话，就会发现，那长长的获奖名单刚好可以分出一流、二流和三流作家。也就是说，拥有119年历史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世界一、二、三流作家轮流登台的那个“舞台”。

1000万克朗的重要性

随着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日期的逐渐临近，跟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各类信息就开始不断地刷屏。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奖、经济学奖、医学奖之类，实际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关心，毕竟这些门类的专业性门槛过高，不是普通人能随意评论的。只有文学奖，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引发广泛关注，就好像热爱文学的人突然增加了无数倍。除了人们喜闻乐见的获奖赔率榜，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预测名单，让很多人陷入莫名的过度兴奋。毋庸讳言，多数人爱的，并不是文学本身，而是八卦和热闹。

尤其是在中国，媒体和大众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情程度，大概只有中国足球队与世界杯的话题能与之相比。但这两个现象有个本质上的不同：人们再怎么期盼，都不至于会觉得中国足球队之所以冲不进世界杯，是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作祟，技不如人是明摆着的。而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上，却有不少人标榜自己站在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否定其文学价值判断力；更有甚者，认为中国作家里有好多都比那些获奖者写得好……

若是有人问我：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我的回答是：因为它的奖金最高——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0万美元，718万人民币。这不是玩笑话，因为这就是当代世界的普世价值观——最贵的就是最重要的。

这样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的回答，是不是会让很多人失望？但现实往往就是这么露骨。在当代世界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价格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价格即价值。至于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反正到头来无非一句“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本就没有统一的标准。传播最广泛的艺术新闻，一定不是最重要的艺术展，而是天价艺术品的拍卖；最有名的艺术家，不管死的活的，一定是作品拍卖价最高的。所以同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最高，那它就是最重要的文学奖。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要是哪天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效仿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把奖金数改为象征性的几克朗，那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关注度肯定会一落千丈，或许还会备受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