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日本内阁府公布了3月份的景气动向指数，时隔2个月再次下调。更受世人关注的是，自2013年1月以来时隔74个月首次以“恶化”界定日本经济走势。一时间，日本经济的未来颇有前途未卜、愁云惨淡之感。

这一景气判断既是对近一个时期经济数据分析的“技术性结论”，更是对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趋势的基本预期。消息甫一公布，就造成了不小的舆论冲击，在日本国内荡起了层层的社会心理涟漪，但整体而言，其信号意义仍大于实际意义，其对日本社会的心理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对于日本经济敏感性的“切身体会”

对于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产业链的日本经济而言，周边经济情势的风吹草动都使其深受牵连。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中日经济利益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的背景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日本很难独善其身。因此，此次日本景气判断的下降深刻反映了中日经济的高度“关联度”和“同步性”。5月14日召开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首次针对这一景气判断做出回应，表示需密切“留意海外经济的动向”。不仅是决策者和产业界，普通民众对中日经济的“连带感”也更为强烈。

2016年10月至2018年8月的连续23个月中，日本内阁府对经济的“基调判断”始终是景气扩大和经济“改善”。2018年9月之后，受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这一判断的基调逐渐下调。尽管如此，在今年4月的月度经济报告中，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仍停留在“缓慢恢复”。此次却一举越过红线，变为“恶化”。日本经济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汽车、半导体等主要产业的生产疲敝、出口减少，而背后的首要因素则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日本对华贸易萎缩。例如，3月份，日本对华出口中，金属加工机械、液晶产品等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9.4%。4月份，日本的机床订单与去年同期下降了33.4%，已连续7个月出现回落。

表面上看，中美贸易摩擦长期胶着乃至螺旋升级对于日本经济并非完全是个坏消息：机械、电子、塑料制品等部分产业的日本企业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的替代者，分享一部分意外的收益，美国产大豆、牛肉等产品的进口价格也有可能下降。但整体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对日本的负面冲击仍占据主导地位。对此，日本国内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根据2018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按当时的中美贸易摩擦报复清单计算，全球GDP在两年内将下降0.5%，而日本的GDP有可能下降0.6%。随着新的数轮贸易报复的出台，这一数字势必进一步上升。IMF最新公布的预期是将世界经济增长率下调至3.3%，比前一个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IMF甚至认为，中美贸易不排除下降30%~70%的可能。而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最新贸易统计，2019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中，对华出口和对美出口有可能分别减少20%和19%。雪上加霜的是，在美国对华提高关税的最新一轮清单中包括苹果手机、电脑等产品，这对日本企业将造成更大的冲击。

或许更为吊诡的是，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日本“挡箭牌”的角色。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得以阶段性缓和，美国贸易压力的矛头很有可能直指日本等其他伙伴乃至盟国，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将重重落下。

围绕提升消费税税率的“心理攻防”

日本政府原计划在今年10月将消费税税率由8%提升至10%。此前，消费税增税已两次延期，俗话说“事不过三”，安倍政府原本对执行这一计划的立场颇为坚决，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经济形势的突变使其平添了诸多变数。消费税税率究竟是否如期上调？这一问题成为当前日本社会最为重要的焦点议题之一。

消费税税率提高与否，一直是日本各个政党的主要意见分歧，部分小党甚至在本党竞选纲领中以反对立场为核心主张，以决绝之态显示本党的存在感，吸引特定选民的支持。此次数据和评价一经公布，在野各党如获至宝，纷纷抨击自民党在经济政策上的“执政无能”和“一意孤行”。立宪民主党等都借此机会兴师问罪，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贸然增税对于民生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明确反对在今年10月提高消费税税率。自民党党内也有部分声音表示应谨慎行事，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萩生田光一等人此前一度还因与政府立场存在偏差，差点因言获罪。此外，今年夏天参众两院是否有可能同日选举的悬念尚在发酵之中，事实上也与是否提升消费税税率等党派斗争和意见分歧紧密交织。

为此，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官房长官菅义伟、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匠等多位重要阁僚以及自民党内的二階俊博干事长、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加藤胜信总务部长等人在第一时间统一口径，近乎众口一词地表示，只要增税的影响“不至于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提并论”，就应如期按计划执行。

5年前消费税增税之时，曾一度引起日本汽车、房地产等大额消费的巨幅回落。为缓解增税的冲击，日本政府在2019年度的预算中已经出台了高达2万亿日元的应对措施，其中就包括非现金购物的积分返点制度以及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超值消费券等。此外，日本政府也出台了针对住宅和车辆购置等的减税措施，但消费税税率提升对消费和经济整体的消极作用仍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对“安倍经济学”的批判之一往往指责其“缺乏实感”。批评者认为，安倍政府刻意选择“股市兴旺”、“工资上涨”、“充分就业”等表面上有利于己的指标，为“安倍经济学”脸上贴金，但日本经济的本质并未有效改善，结构性问题甚至进一步积重难返。不少经济学家也指出，安倍政府的法宝无非是量化宽松政策，希望通过提高通胀率来刺激消费，实现理想中的“传导机制”和“正向循环”。老百姓并非真正的受益者，难以感受到所谓经济增长的实惠。

反过来，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恐怕很少有比提升消费税税率更为切身的“实感”了，每一天、每一次的消费都是实实在在的体验，其心理反弹可想而知。但恐怕也恰恰因为如此，对于增税带来的“阵痛”，此次“景气预测”无异于提前打了一剂更大剂量的预防针。在一定意义上，这对于进一步培育民众的“心理预期”、提高“福利损失忍受度”不无助益。鉴于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混乱等国际事态并非日本所能掌控，对于增税之后可以想见的经济萧条和民众负担，事实上也多了名正言顺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日本老百姓对于少子化、老龄化不断恶化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也深有体会。为此，安倍政府始终强调，增税是为了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确保新增的税源用于“新时代的社会保障转换”，在育儿、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实现更大的免费服务。

面向“安倍景气”终结的“未雨绸缪”

去年12月，日本的景气动向指数研究会认定，截至2017年9月，“安倍经济学景气”已连续58个月，超过高速增长期的“伊奘诺景气”，排名战后第二位。而事实上截至目前，“安倍经济学景气”早已超过73个月的“伊邪那美景气”，坐上战后最长景气期的交椅。经济景气的恶化预期似乎有可能使这一“安倍经济学景气”戛然而止。人们不禁要问，“安倍景气”终止的一天是否即将到来，甚至已经到来？

2008年6月~2009年4月以及2012年10月~2013年1月，日本曾出现了两次对经济形势“恶化”的评价，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是其背后的根本原因。2012年年底的那次“恶化”发生在安倍再度上任伊始，因此，彼时的“恶化”更多的是前任民主党政府的“遗产”，也是重夺政权的自民党所面临的课题和挑战。

安倍经济学的首要目标在于摆脱通缩。从根本上讲，雇佣和收入环境的改善是日本经济行稳致远的最重要基础。也确如日本政府在近期多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解释的，建立在设备投资和国内消费之上的内需仍是日本经济的根基所在。在外需低迷的大背景下，扩大内需势在必行。然而，内需的提振非一朝一夕之事，且改元前后的十连休事实上已释放乃至透支了部分消费热情。

进入令和时代后，日本股市一路向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则接连走高。根据5月20日日本内阁府刚刚公布的季度GDP速报，2019年1~3月实际GDP增长0.5%，换算成年率则增长2.1%，均高于此前预期。对于这一“意外的惊喜”，业界纷纷表示，如中美贸易摩擦向长期化方向发展，日本经济面临的不安和困顿仍不容小觑，4~6月的GDP有可能实现零增长。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在速报公布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数字的优劣起落不应时喜时忧”。这一态度恐怕也同样适用于对日本经济景气的冷静观察。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