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读博士算起，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张赛锋，已经做了9年多的相关领域研究。而从博士毕业至今，他共入选了三次相关领域的科研项目和人才激励计划。

今年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朱磊，这两天刚将40万元的项目经费预算做完。

武汉同济医院的陈医生，最近也刚结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材料准备，若最终获评，她将获得20万元的科研经费。

这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最大的不过34岁，最年轻的还未满30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前科技工作者的年龄结构。

根据中国科协去年年底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我国科技工作者队伍平均年龄为35.9岁，而在2008年和2013年的两次调查中，这一数据分别为37.4岁和36.8岁。

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课题组组长、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邓大胜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未来10~20年科技工作者还将继续年轻化。

在年龄结构年轻化趋势下，如何更好地调动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也成为构建科技创新体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激励力度加大

我国科学学家赵红州曾提出“科学创造最佳年龄规律”，即杰出科学家做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在25~45岁之间，峰值年龄为37岁左右。

我国人力资源的发展更是决定了科技工作者的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趋势。

邓大胜对记者表示，现在我国科研人员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参加高考的那批科技工作者，大部分已经临近快退休的年龄，或是已至管理层。如今科技工作的主力，就是这批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科技人力资源的结构是由供给数量决定的”。

在青年科技从业者的激励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也主要是从政策和资金面上提供支持。

在基础性研究领域，1986年成立至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称“国家基金委”）就在杰出青年、优秀青年、青年基金等多个项目上资助了多位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

这32年中，国家基金委年资助额从8000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267亿元，增加了300多倍，在中国基础研究总投入中占比27%。

陈医生就是准备申请国家基金委青年基金的一员。医学博士毕业后，她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工作。 “国家青年基金的含金量很高，主要是用于基础科研方面的支持。我们一般是每年3月提交网上申报系统，院里申报的同事基本会提前2~3个月来准备。”她告诉记者，身边相仿年纪的同事中，基本符合要求的人都会申请。

国家基金委对于科学基金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2018年下半年，国家基金委提出要以5到10年的时间，对科学基金进行深层次的重大改革。近日，国家基金委和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要求从精简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精简项目过程检查等13个事项进一步减轻科研人员的负担。

以上精简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为例，陈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通知中涉及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中不必再列出参与者，继续扩大项目无纸化申请试点范围也减少了他们申请的步骤。“以前列参与者需要把每个人的简历和科研成果全部写一遍，现在只需要单列自己的就可以了。”

除了国家基金委对于基础研究的扶持，在后续应用、中长期研究和培养方面也有相应的扶持政策，例如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中国青年科技创新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等。

朱磊于201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留校任教，先是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又在留校第二年获得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 （原青年973），这也成为他科研起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除此之外，朱磊还作为研究骨干和所在科研团队一起获得了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年又获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于1991年设立的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

积累和沉淀是朱磊提及最多的两个词。他认为：“获得这些帮助其实是一个正向反馈的过程，需要你从学生时期和讲师阶段就开始积累，毕竟科技领域的研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畅通外部人才回国通道

无论是上海的启明星计划，还是武汉市青年科技晨光计划、浙江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等，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对应的青年科技从业者扶持项目。

在张赛锋看来，对于青年工作者，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支持，近些年来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

他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以上海为例，在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方面，有一个梯度支持，从毕业到研究阶段经费会逐步增加。“最早是博士毕业时申请上海市自然基金项目，拿到了10万元的经费，可以用来买一些光学设备、材料和元器件，第二次又申请到了额度更高的上海自然科学基金探索类项目。”

而最近的一次，是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张赛锋说，该计划上海全市每年只有200个名额，竞争非常激烈，需要经过多轮评审。“感觉更看重科研业绩、申请书的创新性，当然科研成果的国内外评价也可以加分。”

不只是对本土科技人才的扶持，我国在吸引海外归国人才方面也会创造良好环境。

以引领科研创新的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为例，除了国家统一提供的50万元的一次性生活补助，以及100万~300万元的科研经费，各地区的高校也争相开出各具特色和差异性的优越待遇。

持续上升的回国人才数据也和强力度的激励措施相符。2011~2017年，中国留学生回国比例呈直线上升，从最初的2.9万增加到5.3万。

据朱磊观察，在其获得的启明星计划以及其他科研项目激励中，本土科技工作者和海外引进人才大概各占一半。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对记者指出，目前在我国科技体系的搭建中，本土和海外归国科技人才同样重要，因此需要对内营造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的氛围，同时畅通外部人才回国的通道。

收入体系仍存改善空间

良好的激励制度对应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正面反馈。

上述《报告》显示，科技奖励的正面示范效应明显。22.2%的科技工作者近三年得过科技奖励，平均获奖2.1项，高于2013年的17.2%。对于科技奖励的社会影响，85.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正面示范效应非常明显或比较明显，高于2015年的81.7%。超过八成的科技工作者认为科技奖励有利于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增强科技人员的责任感，提高科研产出质量。

不过，相比前辈，年轻科技工作者也面临更大的压力。“毕竟优秀的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多，分母越来越大，竞争也更激烈。”邓大胜指出。科技工作者的收入体系还存在相当大的改善空间，尤其是一些做基础研究的人，以及短期内科研成果不能转化的人，怎么给他一个更为稳定的收入，是目前需要考虑的。

《报告》指出，过去几年，科研人员收入增加但收入满意度持续下降。2016年科技工作者平均年收入为90985.5元，比2012年增长了22.7%。但科技工作者对自身收入在当地相对地位的判断呈现持续下降趋势，33.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身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收入。

和其他启明星获奖者一样，张赛锋的40万元项目经费更多地用来培养课题组的研究生，“大概会占四到五成，其他就用来买设备和测试费”。

朱磊的收入则主要由固定工资和绩效组成，项目人员经费用于团队学生的劳务费发放。

相比收入问题，他目前面临更多的是一些无形的压力。虽然如今科研领域一直在推进“摘帽子”、“去牌子”行动，但在朱磊看来，虽然这些帽子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科研水平，但短期之内仍会用作评价标准，毕竟这是一个独木桥，并不是每个人都拿得到。“压力也主要来源于这里。”朱磊说。

针对这些问题，不论是国务院去年7月印发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还是正在推进的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七项行动，都从经费管理、评价激励制度等多个方面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张春晓指出，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搭建上，近几年也有不同的激励政策，目前仍需要加大投入力度继续完善。只有机会增多、平台完善了，提供给青年人才的通道才会愈加畅达，从而形成良好的机制，就会“有能者必有为”，而不是等到论资排辈快退休了才出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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