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小镇达沃斯，海拔1529米，人口1.2万，坐落在瑞士东南部格里松斯地区，是阿尔卑斯山系的最高小镇。小镇安在一条长长的峡谷上，就一条主道，弯弯整整，两边是典型的各色瑞士小店铺，从巧克力到军刀，安安静静，从咖啡到餐馆，干干净净。冬天，店铺往上，则是连边的雪山，陡峭的雪峰，舒展的雪坡，白云围绕。每年1月的最后一周，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政府高官、商界精英、科学家、艺术家、学者、社会组织、传媒，3000多名代表齐聚雪山小镇达沃斯，就为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各界代表到达沃斯来，正是来把脉未来经济金融走向，达沃斯论坛的“情绪” 是世界经济金融新一年的晴雨表。论坛的350场讨论议题满满，场场人头攒动；100多场早餐、午餐和晚餐会，讨论的热情冷落了精美的菜肴；更不用说上千场双边会议和会场边的窃窃私语了。但今年会议的讨论并不轻松，经济增长放缓，中美贸易摩擦，民粹主义盛行，政府不作为或短期行为，不确定性不断上升。

今年的达沃斯会议和以往有很多不同，特别是一改2018年的乐观情绪，普遍焦虑、不安。倒也不是悲观，只是不安。一切都在变化，四处弥漫着不确定性，2019年好像正孕育着什么，好像又不明确。 行前，我收到好友桥水基金创始人和总裁Ray Dalio的新年贺卡，打开，他劲逸的手书：“超过所有的一切，今年我唯一的期许，是地球上的和平。愿变动的力量和你在一起。” 在达沃斯的正式活动之间，我挤时间去参加各个分论坛，聆听发言，参与讨论，会见诸多代表，感受达沃斯的“情绪／气氛”。

我对2019达沃斯关注的世界热点议题观察如下：

1、除了2009年，我在达沃斯20年从没见过达沃斯是如此焦虑和不安。达沃斯整体“情绪／气氛”是焦虑、不安。 倒也不是悲观，但是不安。没有人预测2019年会发生危机，但也没有人认为2019年会是顺利、高增长和高回报的。似乎在一瞬间， 所有以往的架构都变了。会议期间的分论坛讨论、早餐、咖啡、午餐、下午茶、酒会、晚餐会、会后咖啡的交流和激辩，都是关于新一年世界经济金融走向的疑惑；都是关于民粹主义蔓延的争议；都是对气候变化的焦虑；都是对技术变化引发社会和伦理问题的挑战； 都是关于全球治理机制瘫痪的担忧；都是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热议。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需要站队吗？到处是分歧。

全球经济金融走势仍然是主要关注点。全球经济增长在放缓，会演变成衰退吗？美国10年期国债和2年期国债利率差已经为零，以往这是衰退到来前期的指标，这一次呢？美国股市经过20%的调整，还会下跌吗？经济放缓后美联储会从升息走向降息吗？降息对市场又会产生怎样的冲击？

政治关注主要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化。特朗普的支持率在下降，支持他的农民在2018年的收入急剧下降，债务大幅上升，美国国内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后和共和党之争将走向何方？这一切会演变成怎样的美国对外政策“冲击”？

时间上，3月中美贸易谈判能达成协议吗？3月英国硬脱欧？5月意大利银行/金融风险爆发？6月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长和就业能稳住吗？10月美国债务上限再次到来，全球金融稳定挑战不小。

虽然有无数的争议，但当达沃斯的代表们离开这个雪山小镇时，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2019年唯一确定的事是不确定性，而且不确定性在增大。

2、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并将在2020年继续放缓。宏观上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危机的巨大破坏，过去10年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危机前的10年平均水平，属于中速恢复。2018年全球经济3.7%的增长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高点。2019年以后，美、欧、日经济将周期性下滑，贸易放缓幅度大于经济放缓。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关注宏观数据，但达沃斯有众多的世界500强企业，我也经常听他们对其所在行业的判断，他们的判断经常和宏观数据不一致，但今年，他们的判断和宏观数据高度一致。美国企业家对2019年在微观和中观上表示不乐观，尤其是制造业、汽车化工、矿产资源、建筑业、石油业和住房等行业，他们认为特朗普财税改革的影响正在衰减，而宣称的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放松各行各业的监管，以及开放石油出口等则进展缓慢。

比美国企业家更悲观，世界其他国家企业家担心贸易摩擦和汇率波动，担忧传统国际秩序的变化和新的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担忧贸易摩擦会影响和改变全球产业链的配置， 因此不敢做任何中期以上的投资。 2018年全球FDI已经从2017年的1.47万亿美元降到1.2万亿美元，下降了18%，就是明证。企业家表示因为同样的原因， 他们对2019年的投资更为谨慎。

全球经济下行引发与会者对金融市场的担忧和困惑。桥水基金创始人Ray Dalio预计在美国、欧洲经济继续放缓的背景下，未来货币政策不得不放松。当前央行政策空间有限、民粹主义兴起、政治与社会冲突迭起，央行将难以应对再一次的经济衰退。他关于美联储加息政策可能改变，从加息转为减息的观点，在达沃斯激起千层浪，因为这就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将仍然面临低利率、低通胀、宽流动性，金融市场将继续不断波动，全球投资者都将面临重新估值的挑战。

金融危机10年以后，全球增加了约29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券，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债券增量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这是全球金融的潜在风险。对此，美林证券董事总经理Karen Fang、智利财政部部长Felipe LarraínBascuñán认为，如果美联储不再加息，将为新兴经济体留出调整的空间，低利率环境下杠杆率其实并不高，市场可以忍受暂时的资产与债务错配，有空间能够去纠正错配，不同于债务泡沫，债务泡沫破裂的极端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高。IMF副总裁David A. Lipton强调，必须有一个底线，应关注负债企业的盈利能力、利率上升与美元的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等方面，考虑怎么防范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财政、货币政策有多少空间去对抗衰退。我观察到，对于2019年，市场认为需要关注利率、汇率、经济增速下降、中美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冲击。

3、达沃斯的参会者几乎一致认为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是2019年的最主要风险。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与地缘政治议程负责人Aengus Collins表示，根据2019年风险预期问卷调查，地缘政治问题成为连续三年关注点。此外，民粹主义继续发酵，发达国家政府普遍不作为或短期行为，企业家普遍抱怨经营环境在恶化。

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于税改的财政刺激作用已经接近尾声，新的政策尚不明确。而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显现， 2019年美国将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以及约3%的贸易赤字。双赤字对美元利率的影响尚待观察， 但2019年10月特朗普将面临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国会批准，代表们都担忧这可能是今年世界的一个重大风险点。

4、全球贸易环境发生变化，引发针对全球贸易体系改革和演变的讨论。欧盟贸易委员Cecilia Malmström认为全球贸易体系有两个趋势，消极的一面是贸易保护和贸易争端等频发，一些国家对全球贸易规则的无视；积极的一面是很多国家认为全球贸易有诸多好处，很多双边的贸易协定已经达成。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Christian Sewing指出全球贸易最大的影响是冲击人们的信心，多边或者双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对重建市场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Roberto Azevêdo认为停滞不前的多边体系是不可行的，多边体系必须不断改进和发展来适应不断加速改变的世界，改变现状的办法不是祈祷，而是参与进来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世界仍然期盼用多边主义解决贸易争端。我参加的一场关于全球贸易的分论坛开始时，现场观众投票结果显示，100%的观众认为多边主义仍然是全球贸易可行的方式；43%的观众认为全球贸易走向将是加强多边和双边合作，26%的观众认为合作将减少，21%的观众认为合作加强但只限于双边合作，其余10%的观众认为合作减少，将是一个零和博弈。

5、代表们普遍对英国脱欧表示悲观。理性派希望英国和欧洲继续谈判， 找到妥协的空间。但现实中，英国议会和欧洲议会都已经表明没有妥协的空间了，剩下只有再次政治决策，即再次公投或大选。针对英国脱欧，过去两年里，达沃斯整体的情绪是英国和欧洲会谈判成功、协议脱欧，整体风险可控；而今年风向大变，大家普遍认为无论是再次公投或大选， 也无论是“硬脱欧”、“软脱欧”或“不脱欧”，脱欧走到今天，英国社会已经分裂，并将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和外交的进一步不稳定，也会引发伦敦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欧洲的动荡。英国脱欧是2019年全球又一个潜在的重要风险引爆点。

英国脱欧对欧盟也形成很大冲击。针对当前英国脱欧、欧洲东西鸿沟、南北分歧等问题，欧盟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定义和维护欧盟的身份认同。但显然，多元化的欧盟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在“欧洲新动能”的讨论中，荷兰首相Mark Rutte提出，让年轻人继续保持欧洲人的身份认同感，需要繁荣、共同和集体的安全感、价值，他认为保持成员国之间的公平很重要，欧洲国家要共同承担难民问题以缓解东西鸿沟，欧盟委员会要对意大利、法国的预算进行约束以缓解南北分歧，此外，他还提出欧洲需要建立统一的服务业与电子商务内部市场。

我明显感到，英国脱欧难，而欧盟在英国脱欧的冲击下，身份认定有更长的路要走。

6、全球化4.0时代，多边合作仍是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可行方式。在“塑造全球化4.0”分论坛中，与会者们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如何联合世界力量来打造更包容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架构”这一问题展开，挑战仍然重重。IMF首席经济学家Gita Gopinath强调全球化带来了众多好处，例如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等等。然而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总会有人受损，国内的补充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微软公司CEO Satya Nadella指出，需要合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增长和资源创新等发展机遇，以推动全球化的本土化来应对各国的实际发展需求。新兴技术的发展推动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亟需我们进一步重视对于数字安全、网络安全、未来工作的技能需求等未知挑战的应对。

标普集团总裁Douglas Peterson指出，价值链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促进科技发展，使得本土中小企业有机会加入全球贸易中，成为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每当价值链有较大的发展时，均伴随技术的快速发展（包装与运输的标准化等），供应链的发展在未来将逐渐模块化，在3D打印、AI技术的推动下会更加全球化或者更加本土化。因此地缘经济（包括税率、政府关系等）逐渐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基础建设是提升供应链的基础，而目前基建设备是限制全球发展的原因之一。

印度SCA集团董事Bhairavi Jani认为，通过孵化器和加速器，机构运用资本的力量使得小型科技公司在全球的革命中有机会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价值链的发展。价值链的形式也逐渐多元化，价值端也不再固定，流动性取决于公司投入的方向，并且不断在国际贸易中变化转移。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提升人们学习技能的效率，以及价值链是否可以完全信赖科技手段。

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在演讲中指出，全球化当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10年前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犹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国际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人民对经济增长信心低迷。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和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组织和体系需要直面问题并加快改革速度，应对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合作需求，各国不应该只局限于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应该求同存异打造共赢。在此基础上，默克尔总理进一步强调多边主义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推进全球化的合理架构需要世界各国摈弃旧的思想方式。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Klaus Schwab提出一个重要理念，他在欢迎致辞中指出了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不同，全球化已经是一个现实，并会不断向前推进，每个人是地球村的一份子，所有人都是互联互通。而全球主义是一种哲学理念，世界经济论坛并不支持没有任何限制的全球主义。全球化4.0应该更以人为本，应该更具包容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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