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可能是对1919年到1929年这十年间美国经济最为贴切的描述。在都市繁荣的背后，则是乡村的持续凋敝。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农业人口中，虽然很多农村家庭也拥有了城里买来的各种家用电器、很多农场主开着福特的T型车运送谷物、在闲暇时也能收听到收音机里的各种娱乐节目，但他们的经济境况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从一战结束（1919年）到二战爆发，农业的衰败如同一股“暗流”，在繁华的背后涌动。
战时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农产品占据美国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战争推动着农产品价格的节节攀升。如果以1913年的农产品价格作为100的话，到了1919年一战结束，农产品价格指数已经上升到了209。五年间，农产品价格翻了一倍还多。
国际市场蓬勃的农产品需求，令美国的农场面积迅速膨胀。汽油拖拉机、深耕浅种方式、化肥的采用以及种子改良技术等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得到普及，单位农田产量不断上升。美国的农业体系比欧洲更早地实现了机械化和现代化。
同样膨胀的，还有农业信贷的规模——农场主们用长期贷款购买土地，用中期贷款购买农业机械设备，短期贷款则通常用于种子、化肥和杀虫剂的季节性采购。
战后的萎缩
战争一结束，农业的膨胀戛然而止。
一方面，欧洲各参战国的农产品产量开始回升，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需求锐减。另一方面，为了偿还战争债务，缩小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欧洲各国也不断出台各种关税法案限制农产品进口。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一战在欧洲大陆所导致的大量青年人伤亡，使战后十多年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都在较低的水平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产品需求持续萎缩的一个因素。
战时膨胀的产能遇上骤然减少的需求，结果可想而知。1921年的农产品价格下跌到了战争时期（1919年）的60%，并且在整个二十年代都保持低位徘徊。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随后的信贷紧缩则更加令农业雪上加霜。1933年的农产品价格仅为1913年的63%，这种状况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才逐步改善。
经营规模的膨胀速度明显慢了下来。1924年与1919年相比，农场土地的总面积仅仅增加了3%。1919到1929这十年间，农业产量仅增加了12%。
农业土地的价格也迅速滑落，全国农业土地总价格从1920年的790亿元下降到1927年则仅为580亿元。农业的萧条，再加上发达地区就业岗位和生活方式的吸引，农业人口平均每年流失60万人口。农场主为此不得不提高农业工人的工资。
多方面的因素令很多农庄撂荒，成为草地和林区。整个农业领域并没有在繁荣中获得任何红利。更为可悲的是，越是农产品价格下降，为了获得更多盈利，农场主反而更倾向于增加产量，这进一步加剧了农产品的生产过剩局面。
无尽的债务
整个二十年代，悬在农场主头上的一把利刃是是持续累积的债务负担。
战争时期为了购买土地而签订的长期贷款合同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之后不断压垮一座又一座农场。1920年，农场的破产率为6.4%；而到了1924-1926年间，则有多达17.7%的农场破产。
与此同时，土地价格的下降形成的抵押物贬值则逼迫着农场主不得不借新债换旧债来支撑运转。债务循环形成的债务累积，不断增加着农场主们的负担。受此影响，从1920年到1928年，在农场大量破产的背景下，农业抵押贷款总量却增加了二十多亿美元。
大量的小型乡村储蓄银行曾经是农场主们的财神爷，而在这一时期却变得面目可憎了起来。为了催收贷款，他们用尽一切办法，令农场主整日惶恐。有时候，贷款的催收员像侦探一样在集市或农场附近埋伏，一旦有人购买了农产品，他们就冲上前去拿走客户的货款。即便是农场主没有逾期，新的贷款发放时，银行也想尽办法以各种名目克扣一部分费用。
其实，乡村银行的日子也着实不好过。从1921年到1929年，乡村银行的活期存款总额占全国的存款总额的比重从34.2%下降到31.4%，乡村的凋敝令存款越来越少，存款的利息也不断上升，贷款的利息也不得不上升。并且，放出去的贷款经常因为农场破产而成为呆坏账，最终银行也会破产。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当东西海岸城市的银行坐收房地产和股票繁荣所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乡村银行却平均每年破产五百多家。
尽管1923年通过的《农业信贷法令》允许每个联邦土地银行可以成立一个联邦中间贷款银行，并且可以发放十倍于资本金的债券，还可以经营以土地为担保的长期债券。但这一系列措施都没有能够改善农业的整体状况。
对银行来说，与其将贷款放给农场主还不如放贷给股票经纪人或者房地产开发商，因为他们可以支付更高的利息。很多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担保的农业信贷在金融体系里面转了个弯流入了那些繁荣的行业，最终为此后股票和房地产领域的泡沫膨胀埋下了祸根。
持续的隐患
农业衰败的这股“暗流”在不断地涌动，系统性风险的诸项因素在不断积聚。
一方面，农产品和副食品的价格迟迟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农业流失的人口建立起来城市周边的大面积贫民区，也为工商业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后备军，工业品的价格也相对低廉。两者合流形成了一种通货紧缩的力量，与信贷泡沫所推动的通货膨胀相互抵消。
结果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二十年代，在货币不断膨胀的时期却有着相对稳定的物价，通货膨胀始终没有发生。物价的稳定造成一种错觉，无法提供给货币当局必要的警示信号，导致对信贷监管的放松。
此外，农业信贷向消费信贷、房地产信贷和股票信贷的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些领域的虚假繁荣，令产业结构和区域之间的失衡不断加剧。新英格兰州、南方各州、中西部农业州的经济低迷，与大西洋沿岸各州、东北部工业区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容忽视的农业
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观点多集中于大萧条期间货币因素的分析，但是近几年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些改变。
2012年，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人撰文指出，大萧条的根源在于农业的衰败。由于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产品的持续供过于求，导致大量剩余人口涌入城市，农业的资本流转速度、累积速度持续低于工业，使得农业的运转主要依赖信贷链条维持。一旦信贷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脆弱的农业将首当其冲受到打击。而反过来工业品的销售也随之下滑，从而影响整个的经济体系。
文章还指出，与当年情况类似的是，现在的美国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就犹如当初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而制造业的持续低迷，也可能成为未来经济的隐患。
整个二十年代，没有搭上繁荣列车的除了农业，还有煤炭开采、棉纺织业、铁路运输、造船、皮革与造鞋行业。这些行业既是传统行业，也是战争时期的受益行业。战后，他们或者被新兴行业所替代（铁路运输量下滑源自汽车运输的竞争），或者由于产能过剩而持续萎靡。
（作者郝宴伟为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