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中杨慧敏

电影《八佰》里面有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就是女童军杨惠敏冒险给四行仓库勇士送国旗，最终铺垫出四行仓库楼顶升国旗的感人故事。其实笔者很早就注意到，曾有某位著名学者对杨惠敏送国旗的桥段进行过非常详细的考证，认为她不是泅水渡河的，送的国旗不是挂到四行仓库楼顶的那一面。个人觉得这样的考证没有太大的意义，故事的重点是在那样紧要的时刻，有一个人把国旗送到了河对岸，从而产生了凝聚人心的效果。

事实上不论选择何种安全的方式过河，目的地都是极为危险的交战前线，对于一个普通女孩来说，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杨惠敏送国旗的时候自然想不到四行仓库的勇士们能全身而退，更想不到自己的行为能引起极大关注，从而进入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所以说这是一种完全不为名利的义举。历史需要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而她恰巧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并且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敬佩。

与大家想的截然相反，这些名利并没有让她的人生产生质的飞跃。相反因为四行仓库的送旗获得的名声，几乎让她人生的滑入深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杨惠敏的故事。

献旗女英雄

杨惠敏是江苏镇江人，1915年出生，高中毕业。淞沪会战时她大概22岁，在上海一家糖果公司做营业员。战争期间，糖果公司停业，她便参加了上海童子军的战地服务团。主要工作是救助伤员、难民，发动爱国抗日宣传，《八佰》里面描述的内容与此大致一致。再往后就是她渡河给四行仓库送国旗的桥段，网上对此有许多争议，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我们说的是四行仓库之后的故事。

四行孤军撤退以后，被租界软禁，媒体们争相报道他们的事迹。其中顺带提及了献国旗的故事和杨惠敏，后来又有媒体单独对其进行报道，甚至以大幅照片作为封面，这个时候杨惠敏开始有些名气。她以童子军的身份经常出入孤军营，帮营内的壮士们干一些力所能及活，也获得了大家的好感。团长谢晋元有感于局势日益恶化，怕杨惠敏继续待在上海会有危险，给她写了一张条子介绍她到后方去工作。最终她被安排到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手下，组织抗日救亡宣传。

媒体曾大幅度报道过杨惠敏

1939年4月，杨惠敏回到重庆，受到了国府高层极大的关怀。不仅得到了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资助，还再次得到了宋美龄的接见。最后经宋美龄安排，让她到中央大学读书。但她受不了这个当时中国第一学府的严规，最后又被送到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就读，但在这里她仍然不习惯。此时的她一心想要更为惊险的生活，创造比献旗更加辉煌的壮举。在1938-1939年这段时间，媒体对她进行了大量的报道。笔者查询历史资料库，被保存下来的报道篇幅甚至多于谢晋元。她的人生也在此时进入最高光的时刻。

蒙冤入狱

最终通过介绍，她辗转来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岌岌可危。此前就有许多为了躲避战争而逃难到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为了不让这些人落入日本人手中，国府组织了赈济委员会接运这些人员和物资到后方。杨惠敏当时就从事这项工作，尤其是香港沦陷以后，她仍然往来于粤港两地，掩护完成了数批爱国人士的援救工作，并受到了赈济委员会表扬。在此期间，她与军统香港站的联络员赵乐天认识，结为伴侣。赵乐天一边为军统服务，但一面又利用职务之便，从香港走私药品等物资到内地获利。这也成为杨惠敏人生转折的开始。

不过对杨惠敏人生影响最大的人当属有“电影皇后”称号的胡蝶。当时蝴蝶在香港躲难，香港沦陷以后，正是由杨惠敏将其护送到内地的。不过等胡蝶夫妇到达桂林以后，却发现行礼迟迟未到，经过一番追问才得知，行礼在途中被土匪劫走了。这批行礼共21件大箱大包，据胡蝶说里面有名贵衣物、首饰和照片、题字等，甚至还有十多条黄金。但实际上正在逃难的胡蝶夫妇不可能带这么多贵重物品，据说里面大多是给帮会头子和国民党高官姨太太们买的化妆品、西药等高级走私品。

四行仓库纪念馆当中献旗的场景

胡蝶将此事怪罪于杨惠敏，认为是她伙同土匪骗了自己的行礼，事情最终传到戴笠耳中。戴笠对胡蝶仰慕已久，即便其已是有夫之妇，仍然不想错过大献殷勤的时机。戴笠答应帮她追查此事，就把杨惠敏抓起来审讯。但毕竟杨惠敏是抗日英雄，又得到过宋美龄的接见，军统特务不敢对她用刑。杨惠敏也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审问毫无结果，军统特务只能从她身边的人下手。这时候正好查到赵乐天走私行为，于是把他们两人以“泄露军事秘密，通敌”的罪名关了起来。

杨惠敏于1942年底被关押在重庆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次年又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2年后又被押回到重庆渣滓洞。期间，她一再鸣冤申辩，都无济于事。据当时因违纪被关押在渣滓洞的军统特务王仁德事后回忆：“杨惠敏在渣滓洞经常沉默寡言，仰天长叹，悲愤不已，十分憔悴。”

一直到抗战结束，杨惠敏的案子才迎来转机。军事法院经过审判，确实找不到证据，于1946年1月4日宣判杨惠敏无罪释放，而赵乐天被关押的时间与罪刑相抵也可以出狱。但是这个案子是戴笠办的，没有戴笠点头，即使宣判无罪仍然没人敢释放。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死亡后，杨惠敏、赵乐天两人才被释放。不得不说，媒体是非常现实的。1946年对杨惠敏的报道几乎全是负面的，认为当年她献旗没有任何风险，完全是想出风头。有的媒体还说她私生活混乱等等……

电影明星胡蝶

劫后余生仍是劫

两人释放后，曾在杨惠敏的老家住过一段时间，但后来赵乐天去了上海，两人分开。大陆解放前夕，杨惠敏去了台湾。此时的她已经33岁，仍然孑然一身，最美好的年华都在监狱当中度过了，以这样的年纪自然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伴侣。最终在朋友们的介绍下，她跟年过花甲、刚刚丧偶的台大教授结婚。她自己也得到了在文化大学工作的机会，并且生育了两个儿子，一切其乐融融。

但杨惠敏的罪名始终未得到平反，对于将近4年的冤狱，她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阴影，一直患有抑郁症，不愿提及之前的任何事情。一直到1975年，台湾电影《八百壮士》拍摄完成，林青霞饰演杨惠敏，制片方再度找到杨惠敏做宣传。经过一番开导，她的心结才慢慢打开，并答应出席电影的宣传活动，那段尘封的往事才又在人们心中浮现。杨惠敏也因此获得了更多人关注和慰问。

杨惠敏晚年出席宣传

然而就在这时，厄运再次找上了她。1977年10月28日，杨惠敏因事外出，遭遇车祸，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从此左半身瘫痪不能动弹。比这更为痛苦的是，1980年2月，她突发脑溢血，经过抢救取出脑中血块，但因神经受损过深，从此变成植物人，虽生犹死。在这种痛苦中煎熬了12年以后，1992年2月19日，她在医院停止呼吸，苦难的人生终于走到了终点。

被蒙冤关押四年晚年遇车祸瘫痪

1937年八一三沪淞会战，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88师524团的一个加强营奉命驻守上海，做最后的抵御，驻军的地点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保卫战一共进行了约四天四夜，这个过程中，英勇抗敌的战士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团结起来抗战的决心与斗志，很多上海市民自发的为战士募集食物和生活用品，在精神上支持这场战役。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女童子军杨慧敏。

当时，战场已经被日军包围，四周全部是日军的太阳旗，而驻军四行仓库的革命军却连一面属于中国人的旗帜都没有。当时，正在上海润州中学读书的女童子军杨慧敏将一面中华民国国旗绑在身上，趁着夜色一个人依靠隐蔽物爬到仓库附近，将旗帜交到了中国守军手中。第二天，旗帜就在军号声中缓缓在四行仓库楼顶升起，围观的民众无不为此激动欢呼。

送旗之后的杨慧敏一度成为中国全民抗日的形象大使，不仅在全国出了名，国民党方面更异常看中这位青年英雄，宋美龄多次召见杨慧敏，为她提供学费资助，安排入学，鼓励她好好读书，立志成才。

杨慧敏结束了学生生涯后，主动与政府取得联系，提出要求，希望参与到抗战事业中，为国家出些力。时任曲江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主任的陈志皋在和杨慧敏沟通后，安排她成为一名交通员，往返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秘密协助滞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回到内地。

这时的杨慧敏已经成家，她与丈夫两人毫不犹豫的接受了任务，按照陈志皋提供的名单，营救困居香港的各界人士，工作虽然惊险，随时有被日军逮捕的可能，但是杨慧敏意志非常坚定，先后接回了四十余名要员。

如果按照这样的剧本走下去，杨慧敏要不就在抗战胜利后功成名就，要不就是遗憾被日军逮捕，杀身成仁，总之，她都是位光明磊落的爱国志士。然而，从天而降的一场不白之冤彻底改写了杨慧敏后半生的命运，也让她不得不终止自己的爱国事业。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香港沦陷，当时，著名电影明星胡蝶滞留香港。日本人知道后，曾两次闯入胡蝶住所，邀请胡蝶与日本人合作拍摄电影，胡蝶又怕又惧，她虽然果断拒绝的日本人的要求，但是，在沦陷的香港，性命难保，一旦被日本人盯上，很可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

为了保住节操，不至被日本人拉去拍什么“中日亲善”的电影遭人唾骂，也为了保全性命，胡蝶假装怀孕，在杨慧敏的护送下偷偷逃回了内地。胡蝶在离开香港时，把自己的衣物、首饰、珠宝、纪念品等打包了三十个箱子，要求杨慧敏务必帮她把这些箱子也带回内地。

要把众所周知的电影明星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护送离开已经非常困难，还要在交通被封锁的情况下带走三十个箱子，真的是难上加难。杨慧敏为了保证安全，决定人和货物分开运。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胡蝶虽然顺利返回内地，但是，她这三十个箱子到了内地之后却被遗失了，杨慧敏告诉胡蝶，箱子在广东东江被土匪抢走了。

胡蝶在重庆听到后一病数日，这些箱子装着的是胡蝶从艺多年攒下的家底，数额巨大，要是丢失，连生活都不知道要怎么应付。胡蝶不是普通人，是一呼百应的电影明星，政界的人脉资源一点不少。她跑去找戴笠帮忙，一定要追回自己丢失的箱子，虽然戴笠手眼通天，可是时逢乱世，兵荒马乱，没有人证物证怎么去找丢掉的东西。

最后，也是没有办法，戴笠将负责运送的杨慧敏从湖南押送回重庆，关到了一处看守所。戴笠很清楚，这件事错不在杨慧敏，但是，除了杨慧敏，找不到别人去担这个责任。而杨慧敏也不是普通人，她可是当年的抗日爱国青年，要杀要罚都是他戴笠做不了主的。

结果呢，为了这莫名丢失的的三十箱行李，杨慧敏在重庆足足坐了四年牢。直到1946年，戴笠因空难去世，毛人凤让杨惠敏写下了永远不再谈论此事的保证书，才把她放了出来。原本是出于爱国情怀去协助营救胡蝶，结果却被陷害坐了牢，杨慧敏的心情可想而知。

1949年，杨慧敏去了台湾，成为了一名中学体育老师，安然的度过了后半生，往昔的那个勇赴仓库的女青年逐渐退却了光环，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杨慧敏恨胡蝶吗？也是有的，1969年，在杨惠敏撰写的《八百壮士与我》一书中，她提及“可是，当胡蝶小姐从惠州辗转到达重庆以后，她向军统局长戴笠将军报告和哭诉，硬说是我抢了她的行李。人世间之无道义良心，没有比这件事更令人伤心的了！”

但是，这件事的背后恐怕不仅仅是军统花大力气去安抚一位电影明星丢失财物的愤怒，这些箱子可能与当时的国共关系有联系。

安排杨惠敏在香港营救各界人士的人是陈志皋，他不仅是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主任，更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妻子黄慕兰同样是位地下党员，黄慕兰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这些‘行李’之中，只有几件是真正的行李，绝大部分都是诸如后方紧缺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西药是战时后方紧缺的物资，胡蝶在香港采购了大量的西药想运送到重庆。

没过多久，黄慕兰、陈志皋被军统逮捕，明面上是因为包庇杨慧敏，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军统对他们的身份早有怀疑，胡蝶的西药丢失后，更是怀疑被陈志皋拿走分掉，所以借口抓走了杨慧敏与陈志皋夫妻。

无论如何，蝴蝶行李丢失案绝不是一起简单的大明星财物失窃，背后涉及当时复杂的战时形势，虽然当事人均已作古，但是回首往事，仍令人为杨慧敏坎坷的遭遇而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