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网络语言的规范和整治，教育部、文化部、广电出版总局、网信办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都有一些个案，却欠缺一些专门的规范、具体的流程。

划定底线 分清责任

多元治理大可为

由中国网络传播学会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主编的《中国新媒体社会责任研究报告》蓝皮书指出：“国家网信办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互联网内容规制机构，与工信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机构通力合作，频繁出台新的新媒体管理政策”。

专家指出，就治理主体来看，目前互联网治理通常由政府主导，以“自查自纠、责令查处、群众举报”三种形式组合，形成监管模式。而政府作为规制政策的提供者，可以确定大致的方向和明确的底线，由互联网企业具体拟定管理举措，并主导实施。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监管滞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陈晓冉认为，我国需要建立新的管理模式，把各相关责任主体都纳入到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来。“互联网思维强调开放参与、群策群力，主张充分尊重和调动各参与方的积极性，诉诸他们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互联网治理。”陈晓冉说。

“政府的监管其实更多起倡导建立网络礼仪的作用。”张颐武说，“在整治低俗网络语言的议题上，政府应在约束与开放、公权力管控与公民自由表达中保持一种平衡，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改善互联网发展环境，打造良性生态圈。”

就近期papi酱的案例而言，虽说整治行动收效不错，也达成了监管机构与市场主体之间一次有正面意义的良性互动。但整治时机的滞后，整顿标准的缺失，整改范围的模糊，仍然造成了小范围的负面舆论。

陈晓冉建议，互联网活力在其创新性，监管者应与时俱进，综合运用引入“法制化”“常态化”“柔性化”等治理手段，形成政府主导下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多元互动的综合治理模式。

外立章法 内修涵养

标本兼治成合力“从长远来看，法制化是互联网治理的根本手段，有法可依也是互联网得以公正有效治理的基础保障。”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副司长彭兴颀说，“首先要完善语言文字的法规规章。加快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把职责框定和底线问责作为话语约束的有效机制，强调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服务行业这四大重点领域，要正确、合法、规范、有序地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