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丘昭券是五代吴越国极具正面评价的忠臣与君子，历代史料与后世史论均以忠直持重、识体守礼、临难不苟为核心定调，是乱世中坚守礼法与臣节的典范人物，整体评价高度一致且偏正面。

《吴越备史》载其性谨厚，有大臣节，《十国春秋》评其忠謇自持，临难不苟，可谓社稷之臣矣，明确将其归入忠良重臣之列，认可其操守、格局与辅国价值。他出身与钱氏联姻的水丘氏，以国戚入仕，历仕钱弘佐、钱弘倧两朝，官至内衙都监使，身居禁军要职却不恃权、不谋私，始终以国事与法度为先。

为政识大体、守礼法：钱弘佐欲深夜发兵诛杀权臣程昭悦，他力谏“家臣有罪当显戮，不宜夜兴兵”，坚持明正典刑，杜绝私刑滥杀，被时人盛赞识大体，维护朝堂秩序与法治底线。

有战略远见、以国安为重：南唐攻闽、福州告急，诸将以路远难援为由推诿，他从东南边防大局出发力主出兵，统筹战事大败南唐，稳固吴越南疆，践行“保境安民”国策。

处事稳健、谋国不谋身：面对胡进思专权，他判断其党羽根深，建议“徐以计除之”，反对仓促激变，意在规避内乱、保全社稷，并非怯懦避祸，而是兼顾君臣与国本的审慎之策。

品行端方、朝野共钦：为人沉厚知书、谦和守正，无权臣跋扈之态，无结党营私之行，连政敌胡进思之妻都痛惜：“他人犹可杀，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是跨越阵营的公认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