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吕 克

由姚晨主演并监制的电影《送我上青云》近日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在豆瓣上获得7.3的不错口碑，并入围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但上映12天票房刚过2400万元人民币。这部聚焦当代女性生存困境的电影未能突破题材的藩篱，女性题材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前景如何？当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于上世纪60年代诞生，通常由女性电影人主导，关注现实主义的女性生存状况，从剧本到影像带有鲜明的女性觉醒意识。而随着时代发展，这类题材也加入更多元素，逐渐超越单纯的“女性现实主义”范畴。

从艺术先锋到“小妞”文化

《送我上青云》(上图)讲述不幸患上卵巢癌的女记者，在筹措手术费的过程中与家人、朋友和出资老板之间发生的各种纠葛。片名出自《红楼梦》里薛宝钗所作词句，既是姚晨首次亲自担任监制，也是女导演滕丛丛的处女作——从立意到台前幕后，有显著的女性视角。《送我上青云》的故事背景虽然沉重，导演却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自嘲姿态来表达，最后同样落到女性在生理、心理层面的顿悟上。

这种专属于女性的焦虑，最早可以追溯到1962年法国新浪潮经典《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下图)。在法国著名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的这部女性视角开山之作中，女主角因疑患癌症的体检报告而陷入惶恐和焦灼，内心忐忑不安的她游走在巴黎街头，在不同的场景里遇见各色人等……整整两个钟头的叙事几乎与现实同步，女性独有的洞察力让这些微妙情绪透过银幕传递出来，散发出女性电影的独特魅力。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女性电影如今已突破原有严肃的艺术电影范畴，逐渐与情节剧、商业类型片和更娱乐性的“小妞电影”融合。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让娜·迪尔曼》，用纯艺术电影的先锋手法聚焦寡妇的日常琐事;上世纪90年代的《末路狂花》，旗帜鲜明地让女性用暴力回击男性社会;到了2001年的《时时刻刻》，更是用时空交错展现不同年代的三类女性，为她们撰写“编年史”。此外，颇受市场青睐的“小妞电影”里的美国甜心们，如今在都市轻喜剧中承担第一视角的同时，也受到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从早期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的早餐》的觉悟，到上世纪80年代梅格·瑞恩在《当哈里遇到莎莉》大声说出“女人的欲望”，再到新千年后《律政俏佳人》《穿普拉达的女王》《欲望都市》等，可以清晰地看见现代女性的追求：她们摆脱家庭束缚，逐步进入职场、拥有独立社交生活圈后，需要这种新兴价值观导向的影片，作为市场类型细化和女性地位提高的文化产物。

小情绪与大英雄

传统女性电影大多都是贴近日常生活，无须高昂置景和特效，成本低、票房稳，女星们常以亲民的形象和朴实的风格，在生活中常见的小矛盾、小情绪上做文章。像近年来大获好评的独立艺术片《弗兰西斯·哈》(2012年)和《伯德小姐》(2017年)，都是清新入理，既引发同年龄段女观众的共鸣，也获得包括奥斯卡在内的业内赞誉。女性电影除了加入职场励志、闺蜜倾诉和青春成长等元素，如今也有“大片化”趋势：《神奇女侠》和《惊奇队长》在全球分别斩获8亿和11亿美元票房的女性超级英雄大片，不仅女主角一战成名，两位女导演也证明了业务能力不逊男性同行。此外，《复仇者联盟4》中几位女英雄“大合影”一幕令人印象深刻，迪士尼、华纳等好莱坞大片厂嗅出女性电影“突破定义”后的巨大商机，后续还将推出《神奇女侠1984》和《黑寡妇》等同类作品，旨在开拓男性之外的女性观众潜力。

对于影坛的这种趋势，美媒《综艺》分析得很直白——“这就是市场所向”。未来估计会有更多女性角色主导的影视剧项目诞生，类型也不再局限于现实主义和都市轻喜剧。不过，一些女性角色“丑化”和“复仇”男性的处理也遭到质疑，比如《杀死比尔》女主角乌玛·瑟曼大量使用暴力，这其实已经超出女性电影的表达方式，反而会冲淡女性电影严肃的诉求。

港台也有“女人四十”

相比女性题材在西方影坛里的演进，亚洲同类题材的日韩女性导演数量较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仅有河濑直美等屈指可数的几位，《殡之森》《萌之朱雀》等作品都闪烁着日本女性独有的伤感。《海街日记》虽然出自男导演是枝裕和之手，但片中四姐妹在镰仓的美景中打动海外观众。

中国其实早就诞生许多女性电影，像王丹凤代表作《护士日记》(1957年)、《女理发师》(1962年)，潘虹主演的《人到中年》(1982年)，女导演黄蜀芹的《人·鬼·情》(1987年)，都是围绕时代女性的个体追求。港台电影中，许鞍华、张艾嘉等女性电影人常聚焦于不同年龄段女性在生活中的困扰和压力，《女人，四十》《20 30 40》的创作视角影响深远，如今依然能从《相爱相亲》和《花椒之味》中找到继承之处。从广义上看，《滚蛋吧!肿瘤君》《找到你》等近些年获得不错口碑和票房的作品也可归入女性电影范畴——其实无须拘泥于类型标签，只要影片拍得真切，就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