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最后一张签证》在剧情上也颇具传奇性，高满堂对此解释称：“有人会说传奇性就是狗血，比如外交官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机密等桥段，实际上这都是娱乐化的表达。民国时期的外交官是有纪律的，绝不能胡来，每走一步都要很慎重，否则很有可能被驱逐，造成国际影响。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就必须拿捏好分寸，千万不能写得很狗血，把一个历史事件给糟蹋了。”

谈合作

国际化剧组演员心意相通不用翻译

《最后一张签证》是中捷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视作品，在投入上超过《碟中谍1》、《007皇家赌场》在捷克的投资，成为捷克电视剧史上投资最高的影视剧。捷克政府也是全力配合影片拍摄，除了封闭街道，还封闭火车站支持拍摄。当地很多犹太组织自发免费参与拍摄，只为还原最真实的历史。作为编剧的高满堂在回忆起这部国际化的大片时更是心潮澎湃：“《最后一张签证》是完全国际化的，其中包括一万多名来自波兰、奥地利、捷克、英国等地的群众演员，以及各个制作部门的国际化合作。”而让高满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布拉格电影制片厂的老枪械师：“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们拍摄过程中使用的每一支枪，都是他一支一支擦好的。我当时跟他说想拍这个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里含着泪水，因为他的祖父就在集中营中失去了生命。”

国际化的合作为《最后一张签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语言沟通障碍也让整个剧组充满挑战：“我们大概请了35个翻译跟组拍摄，现场就有14个。我们当初觉得捷克人的英语没有什么问题，但后来才发现演员们都只能使用捷克语进行表演，这让我们的沟通十分困难。不过好在演员之间心灵相通，没有语言还可以靠眼神、肢体语言进行沟通，才让拍摄顺利进行。”

谈行业

收视造假就像国足黑哨IP互撕就像疯狗打架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金牌编剧，对当下影视行业“IP盛行”、“小鲜肉满屏”、“收视为王”、“韩流风靡”等现象同样有着自己的看法。面对IP改编的争议，高满堂表示：“撕来撕去，就像两条疯狗一样，毫无意义，没有骨头也没有肉，不必要撕，都在苟延残喘罢了。”面对高额的片酬，高满堂则吐槽：“一部剧投资1个亿，小鲜肉占5000万，更高的占7000万，剩下3000万包括导演、制作等各项费用，我想这部剧的拍片质量真是不敢恭维。”而在高满堂看来，改变现状的方式除了靠行政命令，更重要的还需要市场调节，当观众、电视台对“小鲜肉”的热度降下来，片酬也就顺应恢复正常状态；而面对收视造假等状况的发生，高满堂则使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这潭水不干净，年年喊打，却年年没打着，就像当年中国足球的黑哨一样，如果能从副主席到教练员再到裁判员都治理一下，我相信解决收视造假的问题，就不会遥远了。”

在采访过程中，高满堂用“娱乐至死”四个字来形容当下的影视剧行业，他对此补充道：“观众认识鹿晗、李易峰，却不了解历史。现在市场上有不少历史剧、抗战剧，但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喜好，随意扭曲历史事件，我对此真的很气愤。我们最起码应该尊重历史，秉持正确的艺术追求，能给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的、珍贵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而这也是我创作《最后一张签证》这部剧最主要的目的。”

面对当下“小鲜肉”盛行的市场趋势，高满堂在挑选演员时却独树一帜：“在选角上面，我也纠结了很久。很多人都建议我使用小鲜肉级别的演员，但我可受不了女里女气的小鲜肉，我一定得选有实力的演员，比如王雷和汉斯。”

不仅如此，高满堂还希望“中国文化走出去”再也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作品，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我不想讨好年轻人，但我真的想让年轻人能很艺术、很享受地知道《最后一张签证》的历史，然后非常珍爱并收藏这段历史。”